主动政改
首先申明：笔者所言政改，在方向、内容、方式等各个方面，均由笔者进行了重新定义。笔者所言政改，迥异于其他人所说的政改。
无论是天鹅绒革命还是茉莉花革命，本质上都是被动的政改。被动的政改，虽然好于暴力革命，但仍然会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
我们期待主动的政改。道理非常简单，这是社会成本最低的变革。如果，一个社会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我们为什么不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呢？
我们的社会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吗？笔者从经济角度分析，答案是非常明确的，非改不可了。我们的制度成本已经太高了，不改将无法维持下去。笔者多次著文说明，就财政状况而言，中国广义财政收支已经达到制度的极限了。笔者希望，有关方面能够看到拙著 政府的死亡底线 。今年是前苏联解体二十年，前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就是制度成本超越了制度极限。前苏联最大的问题就是执政者缺乏自省和自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规律近乎铁律，历史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具备主动政改的条件吗？这一点非常明确，我们具备主动政改的一切条件。可以说，我们现在主动政改仍然拥有天时、地利、人和。所谓天时，就是其它大国均处于转型期，我国短期内没有迫切地外部压力；所谓地利，就是我国经济仍然具备增长潜力，并且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所谓人和，就是我国民众人心思定，仍然对执政党抱有信心和希望。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何谓东风？就是执政党最高决策层的决心。辩证地看，决心属于哲学问题。看似最高决策层的决心，其实质是全社会的共识。当全社会达成共识之时，决心就会在一夜间形成了。就笔者的观察，关于政改的社会共识正在形成当中。为什么要改没有多少争议，要点在于改什么和怎样改。
笔者认为，要达成政改的社会共识，必须准确定义政改。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为政改正名。
首先，政改的方向。政改的方向，就是有序降低制度成本，使社会资源均衡配置，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千万不要将政改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政治是非常现实的东西，任何超越现实的追求都必然导致悲剧。我国曾经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政改（文化大革命），我国逃过了另一次政改的悲剧（天鹅绒革命），我们应该从中获得重要的启示。我们必须占据哲学的高度，而绝对不是道德的高度。政改的方向，必须是以经济为目的，而绝不能是以政治为目的。例如，就财政指标而言，必须使广义财政规模降低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具体内容另文讨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其次，政改的内容。我国政改的内容，绝对不是去搞西方形而上学的泛民主。笔者认同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1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从中国国情出发，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确保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这是进行政改必须坚守的原则底线。我们政改的内容必须是简单、明确和可操作的。笔者在此强调，任何脱离实际的政改诉求，都是在搞政治庸俗化。笔者将政改简化为两句话：减少干部数量；提高干部质量。
最后，政改的方式。中国近三十年来，有过两次行政体制改革，均以失败而告终。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非常重要。教训就两条：第一，没有尊重法律；第二，没有依靠群众。政改的方式并不复杂，还是这两条：第一，一切改革必须通过法律实现；第二，一切改革必须获得群众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政改是真正的法治进步，我国的政改是真正的民主进步。政改的方法非常重要，在方向确定后，方法具有决定性意义。笔者将之概括为两句话：必须用法律规范权力；必须让群众监督权力。没有这两条，既管不住干部的数量，更管不住干部的质量。这两条是试金石，不通过法律，不依靠群众，一切尝试都不具有实际意义。
这些年来，我国的思想界在走极端。一方面，一些人将政改作为夺权手段，意图实现对于中国政治权力的全面操纵；另一方面，一些人将政改视同为颠覆行为，意图延迟正常的政治改革，使依附于权力的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两种极端思维都是极端自私的。但是，由于这两种极端势力拥有垄断性的资源（资本和权力），他们得以长期垄断话语权。我们必须正视可怕的现实，中国的思想界陷入了极度扭曲，两股极端势力仍然在恶性地发展。多数人未必察觉，两股极端势力有合流的趋势，他们极有可能将中国导入动乱之中。
中国必须在各个领域不断进步，这当然包括了在政治领域的不断进步。政改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主动政改，就必须接受被动政改。主动政改既是优秀政治家的应有智慧，也应该是优秀民族的集体共识。笔者相信，执政党内部拥有优秀的政治家；笔者确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中国的政治家会审时度势，在共和国历史性的时刻挺身而出，开启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跨越。一个能够自觉实现历史跨越的民族，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伟大民族。
注：谨以此文迎接即将到来的二零一二年，恭祝亲爱的朋友们新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