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是否懂经济学
2014-5-20
笔者按：三读此⽂，潸然泪下。谁说⽑泽东不懂经济学？他不但
懂经济学，若天假时年他会写出可以传世的经济学著作。⽑泽东对中
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前⽆古⼈，他⽤⼆⼗年时间完成了中国从农业社会
向⼯业社会的过渡，这已经成为⼈类经济发展史的⼀个惊⼈的奇迹。
须知，⽑泽东打下的经济基础，恰恰是建⽴摩天⼤楼的恢弘基础（难
以想像的远见卓识）。没有⽑泽东奠定的经济基础框架，就没有后⼏
⼗年的经济腾飞。要知道，是⽑泽东⽤铁⾎构筑了⼤规模⼯业化的政
治基础（⼤⼯业化的⽣产关系）和⽂化基础（全体国民的⽂化素
质），这是以后⾼效率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中
国这么幸运，他们的政治基础和⽂化基础不利于⼯业化的进⾏。的
确，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是有代价的，⽣产资料的积累必然挤压⽣
活资料的积累，⽼百姓的⽣活⽔平提⾼不够显著。然⽽，这恰恰是⽑
泽东那⼀代⼈的伟⼤牺牲，也只有⽑泽东才能做出如此伟⼤的牺牲！
我们应该对这种牺牲深存敬意，他们⽤去了全部铜板为共和国⼤厦奠
基。相信，⼀百年之后，我们的⼦孙对历史⼈物⾃有公论。不过，做
为⼀个曾经⽣活在⽑泽东时代的孩⼦，我仍然感到⽆⽐的光荣，我有
幸经历⼀个伟⼤的时代。⽑泽东深知创造价值的理论，⽑泽东时代创
造的价值由于未能充分交易，并不能在今天统计意义的GDP中充分表
达出来（GDP仅仅表达了⽑泽东时代资产增殖的极⼩部分）。为了否
定⽑泽东，麦迪逊公司等美国学术机构和⼀部分⽆耻的中国学⼈，构
造了⽑泽东时代的所谓“统计数据”，极⼤地贬抑了⽑泽东时代的伟⼤
贡献。他们⽤⼀把严重膨胀的“尺⼦”，去衡量已经远去的⾝影，他们
⽤视觉的渺⼩来证明⾃⼰的“伟⼤”。伟⼤，难道是个⼈资本利得可以
衡量的吗？没有前⼈的⽆私的牺牲和伟⼤的创造，怎么会有后⼈天⽂
数字的资本利得？⽑泽东所懂得的政治经济学，是圣⼈的经济学（⽆
私奉献的经济学）。这在今天的中国，更显得弥⾜珍贵！我们确有责
任，重新书写共和国经济史，我们应该给予前辈们公允的历史评价！
邓⼒群：和⽑泽东⼀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主席在1958年11⽉郑州会议上，在1959年8⽉庐⼭会议上，两
次向全党⼲部建议读书，读斯⼤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
义部分”。庐⼭会议以后，⽑主席觉得国内、党内的问题解决了，有
条件读书了。1959年12⽉上旬，他指定陈伯达、胡绳、⽥家英和我同
他⼀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
那时他在杭州，住在⾥西湖⾦沙港南端的刘庄。
1959年12⽉⾄1960年2⽉，⽑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群、⽥
家英等⼀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庄三⾯傍湖，北⾯倚
⼭。这座⼭名叫丁家⼭，也叫康⼭，因戊戌变法的领袖康有为曾在这
⾥隐居⽽闻名。丁家⼭是⼀个四⼗多⽶⾼的⼩⼭。⼭上有三间平房，
砖⽊结构，四壁摆放书橱，古朴典雅，名为“蕉古⼭房”，也叫“康庄”。
这⾥幽静、清爽，主席喜欢，读书就在这所平房⾥头。
1959年，⽑泽东在杭州与胡绳（左⼆）等⼀起读苏联《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
1959年，⽑泽东在杭州与胡绳（左⼆）等⼀起读苏联《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
⽑主席对这次读书活动亲⾃安排，规定每天下午⼀起读书，并吩
咐胡绳、⽥家英和我轮流朗读，边读边议。我们三个⼈又商量了⼀
下，作了分⼯：他们俩轮流朗读，我作记录。12⽉10⽇读书开始，边
读边议，听⽑主席谈话，⼤家也插⼏句话。⽑主席起初未注意我们的
分⼯，问我：你怎么不读？我说：我的⼜⾳不标准。⽑主席看看我，
知道我在作记录，就没说什么。
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三个星期天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21
天。每天下午读，⼀般从四点左右开始，⼀直到九点左右吃晚饭为
⽌。有时从三点、五点、六点开始读，到七点、七点半、⼗点结束。
记得12⽉19⽇是个星期六，晚上九点读书结束，宣布星期⽇放假
⼀天。胡绳、⽥家英和我就利⽤假⽇到苏州去逛⼀逛。当晚出发，夜
半到达。星期天⽩天在苏州活动了⼀天，为了不耽误读书，星期天又
坐夜车，星期⼀早晨就回到杭州了。
12⽉26⽇是⽑主席66岁⽣⽇，读书也没有中断。只是主席要我们
读书⼩组的⼏个同志同他⼀起吃晚饭。客⼈只请了当时在浙江⼯作的
江华及夫⼈吴仲廉。江华是⽑主席在井冈⼭时期的⽼战友。饭后，主
席赠送给每⼈⼀册线装本《⽑泽东诗词集》和他当时写的两⾸词，作
为纪念。
上丁家⼭那所平房只能步⾏。12⽉30⽇下⾬，⽑主席依然拄着⼿
杖登上丁家⼭读书。这天从下午六点读到晚上⼗点，读了20页，是读
得最多的⼀天。
1960年1⽉3⽇是星期天，照常读书。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20章起⾄第36章结束，共17章。
在杭州这段时间，读完了第32章，第33章开了个头。我每天下午作记
录，当天晚上和第⼆天上午就整理⼀遍。梅⾏帮助我⼀起整理。离开
杭州前，将已读部分的谈话记录整理成册，加上了⼀个标题：《读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笔记》。经胡绳、⽥
家英看过，做了个别⽂字改动。1⽉4⽇，我们随主席离开杭州，去上
海准备参加1⽉7⽇⾄17⽇在那⾥举⾏的政治局扩⼤会议。5⽇下午，
在停靠上海站的⽕车上，把第33章读完。我即把整理好的记录交给中
央办公厅，请他们打印、分送政治局常委。
在上海会议期间，⼤家知道⽑主席领着⼏个⼈在读书，也听说主
席发表了很多议论，都想知道主席发表了些什么议论。各个组纷纷要
求传达。我所在的那个组有朱总司令、⼩平同志。我问：主席没说让
我们传达，可以传达吗？⼩平同志说：可以，可以。于是我就按整理
的记录⼀段⼀段地详细传达，⽤了两三个半天。胡绳、⽥家英和陈伯
达在他们所在的⼩组⾥也传达了。
胡乔⽊在上海听我传达⽑主席的谈话后，觉得主席对《政治经济
学教科书》否定太多，肯定太少。他问我，记录整理是不是还有漏掉
的？是不是还有没有整理进去的？我说有。⽑主席读书很认真。⼀边
听朗读，⼀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些提法下⾯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
竖道，打记号。当时我坐在主席⾝旁，也跟着他在我读的那本书上照
样划，从头⾄尾都这样做。有的段落，⽑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
论，或长或短。我把⽑主席的这些议论记录在⾃⼰的笔记本上。有些
段落，⽑主席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对”、“好”、“正确”、“赞成”、“同
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只是⼀两句
话。这类肯定或否定的评语，我就记在⾃⼰读的那本教科书上。也有
的段落，⽑主席划了道道，既没有议论，也没有说对还是不对。这些
没有整理到谈话记录中去，没有传达。
乔⽊把我的那本书拿去翻了⼀遍，对我说，他⾃⼰听传达后的印
象不准确，我传达的也不全⾯。他说：你那本书上有跟着主席划了杠
的地⽅，有主席简要的旁批。这些内容记录⾥⾯没有整理进去。整理
的谈话内容，批评教科书的居多，肯定的偏少；⽽旁批肯定教科书的
是多数，批评的是少数。只有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才能够全⾯地完整
地反映主席读书的见解。
上海会议后，⽑主席又带我们到⼴州，在⽩云⼭把余下的部分，
第34章⾄第36章，还有结束语，全部读完了。这时已是1960年2⽉9
⽇。
⼴州的这段读书活动，陶铸、胡乔⽊都参加了。
⽑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涉及两⼤问
题：⼀个是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实，⼀个是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
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系列真知灼见。当然，受当
时国内经验和个⼈认识的局限，有些观点也未必妥当。但⽆疑的，⽑
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泽东思想的组
成部分，是⼀份宝贵的精神遗产。谈话和批注的内容⼗分丰富，在这
⾥，我举⼀些例⼦，以⼀斑⽽窥全豹，可以看出⽑主席思想的深邃和
见解的精辟。
例如，⽑主席结合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讲⽣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
律。他说：“⽣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切社会扩⼤再⽣产的共
同规律。斯⼤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业。斯⼤林的缺点
是过分强调了重⼯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我们
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业的条件下，⼯农业同时并
举。我们实⾏的⼏个同时并举，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
⽑主席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问题上批评教科书的观点。他
说：“教科书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个参与国强迫对⽅接受他
所不要的商品’，‘不会有任何歧视和不等价交换’。不是那么⼀回事。
事实上有卖⾁带⾻头的贸易，这是⼀种政治性的贸易。”他又说：“在
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更⽣、不依赖外
援为原则。⾃⼰尽可能独⽴地搞，凡是⾃⼰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
搞。只有⾃⼰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
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
各国尽量搞，⽽提倡‘可以不必⽣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需要的
产品’。似乎想⽤经济⼒量来控制别的国家。”
再如，⽑主席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民的权利问题，指出：“我
们不能够把⼈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部分⼈管理，⼈民在
这些⼈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
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化教育的权利，实际
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
权利，劳动者的⼯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
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
敌对势⼒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播、电影这类东西，
掌握在谁⼿⾥，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民内部有各
个派别，有党派性。⼀切国家机关、⼀切部队、⼀切企业、⼀切⽂化
教育事业掌握在哪⼀派⼿⾥，对于保证⼈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
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多数⼈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
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或者右派分⼦⼿⾥，它们就可能变质，⼈民的
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
筑是不⾏的。”
又如，⽑主席从批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缺点谈到科学著作
的问题，⾮常精辟。他说：“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总是从
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法。”“这本书
虽然有些地⽅也承认⽭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
⽭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个特点，⼀个最⼤的缺点。当作⼀门科学，
应当从分析⽭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分⼯合作，集体写
书，可以是⼀种⽅法。看起来，这本书是⼏个⼈分⼯写的，你写你
的，我写我的，缺少统⼀，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
⽽且常常前后互相⽭盾，⾃⼰跟⾃⼰打架，没有⼀个完整的科学的体
系。要写⼀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法，是以⼀个⼈为主，带⼏个助
⼿。像马克思写《资本论》、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那样，才是完
整、严密、系统的科学著作。”他又指出：“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
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
展过程的分析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他还批评说：“教科书的写
法，不是⾼屋建瓴，势如破⽵，没有说服⼒，没有吸引⼒，读起来没
有兴趣，⼀看就可以知道是⼀些只写⽂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写
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的话，不是⾰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作的⼈
没有概括能⼒，不善于运⽤概念、逻辑这⼀套东西；⽽做理论⼯作的
⼈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两⽅⾯——理论和实
践没有结合起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产关
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的
问题，经济基础即⽣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他指出：“没有
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政治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
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
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在读书过程中，⽑主席还不时对⼀些⼈物和著作进⾏评论，臧否
褒贬，精彩纷呈。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章就没有了。
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活，才有可能
产⽣像《离骚》这样好的⽂学作品。”他又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
是⼀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个读书多、有学问的⼈，可是在曹操打到
⾯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他少，吕蒙是⽼粗，这些
⼈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
书、有没有⽂化来判断问题，是不⾏的。”主席还谈到《红楼梦》，
说：“《红楼梦》⾥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蛛丝⼉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
在封建社会⾥，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解和崩溃。”“《红楼
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不
听贾赦的话。王夫⼈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
⼰的私房。荣国府的最⾼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有各⼈的
打算。”
春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我到公安部党组传达了⽑主席在上海
和⼴州读书的谈话内容。随后，我同梅⾏把主席在⼴州读书的谈话记
录整理了⼀遍。⾄此，⽑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记录整理全了。
在⼴州读书期间，周总理向⽑主席报告，说读了主席关于教科书
的谈话，认为很好。他想组织国务院各个部委的负责同志⼀起读书，
⼀起学习⽑主席谈话记录。主席表⽰同意。总理把送给他的那本谈话
记录交给胡绳，要胡绳编⼀选本，印发给国务院各部委、全国各省、
直辖市、⾃治区。
胡绳编的那个选本印发以后，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都组织
领导同志读书和学习⽑主席的谈话记录。⼤约在1960年三、四⽉间，
陆定⼀组织宣传⽂教部门的负责同志读书，要我去传达。除了传达整
理出来的内容外，我还补充了⼀些没有整理进那个本⼦⾥⾯的内容。
与会同志有的做了详细笔记。
接着，在中央党校向全国各省、直辖市、⾃治区参加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编写组的全体同志又作了⼀次详细传达。由于⽑主席在读书过
程中说苏联科学院“这本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这本书的
架⼦也不太⾼明”，对写出⼀本较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
期望，所以，国内也着⼿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主席的带动下，读政治经济学在党内蔚然成风。
我有幸聆听⽑主席的谈话，数⼗多年来，魂牵梦绕，⼀直为整
理、编辑、出版⽑主席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做⼯作，没
有放下。我感到，⽑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
注，饱含着他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
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我认为，1959年⾄1960
年⽑主席先后读斯⼤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
⼤关系》、《关于正确处理⼈民内部⽭盾的问题》之后，⽑主席对社
会主义⾰命和建设规律的又⼀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42年的历史和现
实，新中国10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系
列超越前⼈、启迪后⼈的卓越见解。它是⽑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我们应该结合1959年以后的实践和现实的情况进⾏检验，看⽑主
席那时讲的这⼀套，哪些讲得对，哪些讲错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
不住，给我们揭⽰了哪些问题，提供了哪些见解，可以给我们启⽰，
值得长期思索、考虑，实践、探索。同时，他联系历史和现实，总结
经验教训、探索执政规律的⽅法，也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本⽂原载《党的⽂献》2011年第5期）
⽑主席著作选读
2014-5-27
笔者按：原本想写⼀些按语，写完之后，觉得多余。你不能不服
⽓，⽼⼈家七⼗五年前说的话，今天读来仍然是振聋发聩的。⼀些事
情，⽼⼈家早就看透了，也已经说的清清楚楚了，以致於我们再说都
显得多余了。有空，希望朋友们去看看原著，看看这个⽼⼈家洞穿历
史的神奇本事。希望年轻的学⼦们，⽤⾃⼰的知识和现代的语⾔，重
新解读⽑主席七⼗五年前的论述。并请你们重新思考⽑泽东的题⽬
——《中国⾰命与中国共产党》。
中国⾰命与中国共产党
⼀九三九•⼀⼆•⼀五
第三节 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帝国主义根据条约控制了中国⼀切重要的通商⼜岸，并把许
多通商⼜岸划出⼀部分⼟地作为他们直接管理的租界，他们控制了中
国的海关与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空
中的与内河的）。因此他们便能够使中国的农业⽣产服从于帝国主义
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业和⼀部分重⼯业的企
业，以便直接利⽤中国的原料与廉价的劳动⼒，并以此与中国的民族
⼯业进⾏直接的竞争。
五、帝国主义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垄断了
中国的⾦融财政。因此他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
本主义，⽽且在⾦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穷乡僻壤，造成⼀个买办的
和商业⾼利贷的剥削⽹，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
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的中国农民。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还需要⼀个更⼤的社会⼒量，作
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柱，这种社会⼒量就是中国的封建残余。他们
「⾸先和以前社会构造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与⾼利贷资产
阶级结了联盟，以进攻占⼤多数的民众。帝国主义到处企图保持资本
主义前期的榨取形式（尤其是在乡村）⽤作反动联盟⽣存的基础」。
（共产国际六次⼤会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运动⼤纲）「帝国主义及其所
有财政和军事⼒量之在中国，就是拥护且推动那些封建残余及其全部
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物，使他欧化又使他成为守旧的⼒量」。（⼀九
⼆七年斯⼤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演说）
⼋、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与镇压中国⼈民的必要。帝国主义曾
经供给中国政府以⼤量的军⽕与⼤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醉中国⼈民的精
神⼀⽅⾯，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化政策。传教、办学校、办报
纸与吸引留学⽣等，就是这个政策的实施，其⽬的在于造就服从他们
的知识⼲部与愚弄⼴⼤的中国⼈民。
⼗、帝国主义⽤所有上述各种办法⼀步⼀步的把中国变成了半殖
民地。这种局⾯，都是帝国主义在多次残酷战争之后所造成的。例如
⼀⼋四○年英国的鸦⽚战争，⼀⼋五七年英法联军的进攻北京，⼀⼋
⼋四年的中法战争，⼀⼋九四年的中⽇战争，⼀九○○年的⼋国联军
进攻北京。在这些战争之后，中国就沦为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
割和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出现了上述半殖民地局⾯。⽽且⼀九三⼀
年「九⼀⼋」以来，⽇本帝国主义的⼤举进攻，更使中国⼀⼤块⼟地
沦为⽇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中国以后新的变化的又⼀⽅
⾯，就是把⼀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个半封建半殖民地与殖民地的中国
的⾎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其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
的⼀⽅⾯，使中国发⽣了资本主义因素，起⼀个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
建的社会；但同时，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个独⽴的中国变成了殖
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