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临历史巨变
201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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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缺少⼀
部具有说服⼒的经济史巨著。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现代经济史研
究⼏乎是空⽩的，经济学界习惯于跟随政治偏好进⾏经济制度和经济
政策评价。改⾰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处于学术⾃卑的⼼态之
中，我国经济学家习惯使⽤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主
流经济学家喜欢使⽤美国研究机构的数字，特别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的研究结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常诡异，他们的研究明显
1具有政治倾向，他们是中国现⾏经济政策的重要设计者和推⼿，他们
竟然提供了中国3000年以来的GDP数据，我国经济学家们就是借助这
些诡异的“历史数据”证明⼀些“历史性结论”。例如，“民国奇迹论”；
例如，“崩溃边缘论”；例如，“黄⾦⼗年论”。如此奇谈怪论不⼀⽽⾜，
充斥了我国教育、学术和传媒。历史是连续统⼀的，参不透经济历
史，如何研究经济现实？事实上，由于失去了宏⼤的历史视野，我国
经济学研究退出了道的层⾯，过度纠结于术的层⾯。经济学忽略了对
经济现实的严肃批判，政治家得以⽆所顾忌地推⾏政府机会主义，经
济问题得以不断累积并深化，最终酿成深刻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的
是，政治家们⼀旦斩断了经济学的春秋史笔，政府机会主义就可以肆
意泛滥。由于政府机会主义肆意泛滥，结构性经济问题被长期掩盖，
利益集团在⾦丝雀们美妙的赞歌声中，轻⽽易举地洗劫了天⽂数字的
国民财富。今天，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盛世的好戏还未落幕，危
机的犄⾓已经露头了。如果，中国经济再不及时展开历史性的转变，
深刻的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了。
⼀、让历史告诉未来。
⼗四⼤后中国经济发⽣了历史性转变。我们先回到⼆⼗年前。⼀
九九⼆年⼗⽉，⼗四⼤召开了。⼗四⼤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
策：第⼀，第⼀次提出了“保⼋”的概念（GDP增长由6％提⾼到
8％）；第⼆，第⼀次提出了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标模
式；第三，确⽴了邓⼩平建设有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
地位。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项是⽬标，第⼆项是经济保障，第
三项是政治保障。
不熟悉⼆⼗年前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个政
党的政治会议为什么会将“保⼋”这样的经济⽬标作为政治决策呢？当
然，如果你不理解⼗四⼤决策的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连续⼆⼗年
1“保⼋”的历史渊源，你也就⽆法理解⼆⼗年来的中国经济现象（包括
当中的奇迹与危机）。
⼆⼗年前的决定，肇因于⼀九⼋九年的那场风波。受风波的影
响，中国内部改⾰停顿，内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遭到西⽅经济制
裁，外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经济陷⼊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如
果，政府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并取得经济的⾼速发展，就⽆法解决婴
⼉潮（六零后和七零后）带来的就业压⼒；不能迅速解决就业问题，
意味着仍然会发⽣更严重的风波。执政党是⾮常现实的，他们知道发
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被数字化为“保⼋”。
如何“保⼋”呢？⾮常之事，期待⾮常之⼈。⼀个颇具争议的历史
性⼈物⾛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极富个性魅⼒的朱镕基先⽣。朱镕
基先⽣对经济治理有着敏锐的直觉，朱镕基先⽣准确地找到了启动中
国经济的钥匙。这把钥匙的构造并不复杂，它包含了两⽅⾯的内容：
第⼀，解决资本稀缺问题；第⼆，解决市场空间问题。朱镕基先⽣发
现，解决资本稀缺问题，可以通过改变⼈民币发⾏机制来实现，改变
⼈民币发⾏机制以迅速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朱镕基先⽣很快就发现了
解决⼈民币发⾏机制的窍门：建⽴联系汇率制度以重建⼈民币发⾏机
制。朱镕基先⽣在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后，⽴刻着⼿解决市场空间问
题。这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加⼊WTO。于是，汇改和WTO就构成
了朱镕基新政的两个重要⽀点。由此，⼤家也就能够理解，⼗四⼤中
后两项战略决策的意义了，那就是为“保⼋”⽽提出的经济制度保障措
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标模式），以及为保⼋⽽提出的政治
制度保障措施（邓⼩平的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客观地说，⼗四⼤是成功的。⼗四⼤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启动了
中国经济，并使之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得以度过⼀九⼋九年之
后得经济危机，并创造了惊艳世界的经济奇迹。
1然⽽，经济史是冷峻的。历史地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
发⼀利，必留⼀患。不错，朱镕基先⽣对经济问题有敏锐的直觉；但
是，朱镕基先⽣仍然缺乏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度，朱镕基先⽣也尚
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揽⼦战略规划。在匆忙的摸⽯头式的经
济政策试验中，⼤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很多政
策，仅仅是考虑了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并未考虑后果和退出机制。
所以，朱镕基新政解决了⼀些棘⼿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些更
严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朱镕基新政带来的问题，⼀点⼉也不⽐
解决的少。⾸先，中国在获得国际⾦融资本的同时，⼤规模让度了国
家经济管理主权、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其次，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
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
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
肤浅的政客和学者容易⾛⼊极端，他们在赞扬和歌颂改⾰开放成
果得时候，喜欢将阶段性成就⽆限放⼤，⼀些并不⾼明的经济政策被
刻意神化了，他们故意遮蔽了阳光背后的阴暗⾯。于是，原本是权宜
之计的朱镕基新政，被赋予了过于浓厚的神话⾊彩（科学发展观），
甚⾄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不改⾰就死路⼀条）。很可悲，原本⼀个
在特定时间勉强正确的东西，被⼈为地拉⼊了另⼀个时间段，正确的
东西变成了错误的东西，甚⾄酝酿成为⼀场灾难。
⼗六⼤后的萧规曹随。
在⼗四⼤召开⼗年之后，朱镕基先⽣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
命。中国已经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发展空间问
题。并且，由于经济政策的前冲特性，到了⼆零零⼆年，已经出现了
资本过剩和⽣产过剩的先兆。客观地说，⼗六⼤的主要⼯作，应该放
在修正朱镕基新政带来的各种问题⽅⾯。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合理的
东西制度化，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不合理的东西摈弃掉，应该将权宜
性策略转变为长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学、商三界均⽆反思
1的道德勇⽓，他们太依恋朱镕基新政带来的既得利益了。⼗六⼤之
后，朱镕基新政反⽽被固化、强化、扩⼤化。⼗六⼤经济决策的后果
是显⽽易见的，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发⾏了天量的基础货
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
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极度扭
曲。此后，中国经济进⼊畸形发展阶段，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经济危
机步步逼近。
熟悉经济史的经济专家应该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经济政
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效⽤逆反的现象。也就是说，通晓经济史的专
家，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边际。笔者⼿上缺乏精确数据，就有限
的数据作判断，朱镕基新政效⽤的时间边际应在⼆零零⼆年。换句话
说，⼗六⼤理应成为朱镕基新政的转折点。通晓经济史的专家也应该
懂得，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政策惯性。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
益，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
端困难。继任者在⾷髓知味后，⾃然选择萧规曹随了。很⽆奈，由于
我们不尊重历史，历史跟我们开了⼀个玩笑，这个玩笑⼀笑就是⼗
年。
历史从来就不是线性发展的，完全的萧规曹随是不可能的。就经
济史的经验⽽⾔，⼗六⼤之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当既得利益集团⾷髓知味之后，任何改变既定经济政策的决定都阻⼒
重重。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他们⽤新经济政策去稳固
既定的经济政策。⼗六⼤和⼗七⼤新经济政策的“稳固⼯程”，就是持
续⼗年的房地产新政。从管理层的⾓度看，这是⼀个⾃然⽽然的结
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产过剩，房地产新政⼏乎是
“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选择。于是，御⽤的经济学家们就编造出了
中国特⾊的城市化理论。笔者对中国特⾊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城市
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意即农村城市化、农业⼯业化、农民市民化，
1哪⾥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化？我们是在筑城，⽽远⾮城市化！在轰轰
烈烈的⼗年城市建设⾼潮中，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财产（⼟地出让
⾦）被转移了，这虽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地兼并，但仍然是⼟地兼
并。很⽆奈，⼈性在历史惯性中堕落了。
当然，问题远远不⽌于此。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部分
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中国在让
度了⼀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的
操控。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
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
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
陷⼊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了。事实是，美国将通货膨胀转嫁到了中
国，中国动员了⼏乎全部国⼒承接了美国通胀，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修
复次贷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
的悲惨结果。
经济史研究从来不讨政治家喜欢。毕竟，数字会说话，⽆论多么
美丽的⾔辞，⼀旦碰到冰冷的数字，⽴刻会变得毫⽆颜⾊。
政府机会主义同样存在明确的时间边际。显⽽易见，⼗⼋⼤之
后，再也⽆法萧规曹随了。
⼆、我国经济问题概述。
⼀般⽽⾔，经济问题主要是效率问题。⼀般⽽⾔，效率问题主要
是分配问题。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例外。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核⼼问题是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分配
结构扭曲包含了两个部分：⾸先，是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国民福
利被⼤规模地向外进⾏了横向转移；其次，是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权
⼒和资本强⾏将国民福利在内部进⾏了纵向转移。分配结构的极度扭
曲，使得脆弱的社会再⽣产⽆法持续下去了，导致了资本不断从⽣产
领域溢出，正常的⽣产流通濒于瘫痪。
1⾸先，我们分析国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
第⼀，⼈民币价格扭曲。为了吸引国际⾦融资本进⼊中国，朱镕
基新政采取了低估⼈民币的权宜性措施。笔者估计，⼈民币被低估的
幅度超过⼈民币实际购买⼒的50％或以上。在⼈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情
况下，⼈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这
种⼤规模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外资开始⼤规模涌
⼊。朱镕基新政的汇率改⾰，有效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问题，但同时
也转移了本应形成内需的国民福利。这就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
是外汇储备规模失控，带来国有资产的巨⼤的经济风险（也存在成为
政治抵押物的政治风险）；⼆是导致内部消费严重不⾜，使得经济发
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
第⼆，要素价格扭曲。为了提⾼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朱镕基
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
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地、矿产等资源的价
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平。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不重视⾃然环境
的保护，甚⾄不惜破坏⾃然环境以达到降低商品价格的⽬的。要素价
格的严重扭曲，使得⼏乎所有“中国制造”都具有价格优势，中国产品
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占领
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是中国的有限的⾃然
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规模流失；⼆是⾃然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隐患。
第三，劳动⼒价格扭曲。由于中国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资源，
由于中国底层国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在特定时间内有压低劳动⼒价
格的空间。中国底层国民，在承受⼈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
压榨之后，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劳动⼒价格扭曲的后
果是严重的：⼀⽅⾯，中国没有及时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进⼀
1步严重分化，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另⼀⽅⾯，内需严重不
⾜，严重滞后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最终拖累了社会⽣产⼒⽔平的提
⾼。
其次，我们分析国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源于
三个太⾼了：第⼀，制度成本太⾼了。如果，按照笔者⼴义财政理论
来分析，中国实际的制度成本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提供的资
料。中国按照三⾊财政的逻辑（⽩⾊财政、灰⾊财政、⿊⾊财政）计
算，政府的总⽀出已经超过GDP的50％了，应该接近或达到世界税赋
（指实际⽽⾮名义税赋）⽔平的上限了。中国政府的隐性负债⽔平达
到甚⾄超过了GDP的100％，中国实际财政状况并不⽐希腊乐观。宏
观地看，近⼆⼗年来，社会分配不断在向权⼒转移。制度成本极⼤的
压缩了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造成经济结构极度扭曲。事实上，中
国的⽣产效率，被⾼企的制度成本打残了。
第⼆，⾦融成本太⾼了。中国⾦融特权在2008年后极度膨胀，民
企融资成本直线攀升，已经形成了举世震惊的超⾼融资成本。⾦融特
权者，依靠⾦融特权牟取暴利（各种形式的⾼利贷），除了⾦融机构
外，连⼤型国企的收⼊来源都极度依赖变相放贷的收益（可以查阅他
们的年报）。⾦融特权极度膨胀，挤压了民企的利润空间（融资成本
普遍翻两番到三番），民企的微薄利润被⾦融暴利蚕⾷殆尽。民企⽼
板们别⽆选择，⾸先压缩科研，然后压缩规模，尽量挂靠国企，最后
送给外资。笔者的⼀个民企朋友，数次在电话中哽咽，他们即将完成
产业链整合和产品的升级了，然⽽在最近的两三年⾥，⼗余年的⼼⾎
毁于⼀旦。中国正在重演拉丁美洲半个世纪前的悲惨故事！
第三，⽣产要素成本太⾼了。中国主要的⽣产要素全部被⼤型国
企垄断，中国缺乏反垄断的制度安排，要素价格成为国企向民企牟利
的利刃。近⼗年来，中国⽣产要素的通货膨胀要⽐寻常⼈理解的严重
得多，普通民企根本⽆法应付连番上涨的⽣产要素价格。⼏乎所有⽣
1产要素价格都在反复上涨，⽽民企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往往严重
后置，为了维持⽣产，他们耗尽了⾃⼰的原始积累，他们只能接受⾦
融特权者的残酷压榨，直到榨尽最后⼀滴⾎。国企的⽣产要素价格垄
断，本可通过《反垄断法》进⾏制度性的约束。但是，利益集团⽆意
于制度建设，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将国企卖掉。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
由⾏政垄断向资本垄断的过渡。当然，国企现象并不孤⽴和偶然，中
国也正在经历政治权⼒向资本权⼒转换的历史过程。所谓的“顶层设
计”，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的⽆⾮就是“两化”：权⼒资本化；
资本权⼒化。全体国民正在为⼀些⼈的⽆知和⽆耻付出历史性的代
价！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和国内分配出现严重扭曲呢？或
者，我们必须找到造成双重扭曲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使⽤⼴义税赋的概念给出基本的解释。⼀般⽽⾔，政府的最
核⼼的权⼒就是征税权。理论上讲，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赋税来解决政
府和国民⾯临的⼀切经济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直接增税是⾮
常困难的。在中国这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增收税赋⼀向极为敏
感。所以，政府机会主义者就选择了让度征税权的卑劣技巧。简单地
说，政府将征税权转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商品定价权。
请注意笔者的阐释。如果，依照笔者⼴义财政理论中⼴义税赋理
论的逻辑，前⽂所述的各种类型的分配扭曲，⼤体可以理解为不同主
体（利益集团）对中国国民的⾮法课税⾏为。
我们以⾹港为例。⾹港素来被誉为低税赋地区，事实是这样的
吗？我们打开港⼈家庭的⽀出项⽬表，将税赋和类税⽀出项⽬汇总，
你会惊讶的发现，港⼈的实际税赋⽔平⾼居世界各类型国家和地区的
最前列。依照笔者的⼴义税赋理论计算，港⼈⾼昂的住房⽀出中，超
越国际平均⽔平的部分，可以视同为类税⽀出，这部分⽀出在⾹港竟
然占据了⾹港家庭⽀出的30％～50％。很遗憾，这部分类税⽀出，并
1没有全部被政府征收，⽽是被政府让度给了银⾏和地产商。所以，你
就能理解了，⾹港弹丸之地，竟然出产那么多的世界级富豪，⽽且毫
⽆例外是清⼀⾊的地产商。你也终于可以理解了，⾹港不存在产业升
级的可能了，“税务局”当然没有兴趣搞创业和创新，“税务局”变着法
⼦去搞“税赋”增收。在弹丸之地的⾹港，存在着三个“税务局”，除了
政府的税务局，还有“⾦融税务局”，还有“地产税务局”。后两个“税务
局”绝⽆社会责任，且基本不受政府和民众的约束，可以利⽤合法的
商业⼿段剥夺普通民众的福利。⼗五年来，⾹港普通居民在如此恶劣
的制度环境下，⽣活质量每况愈下。抚摸⾹港的经济脉络，你应该可
以参透⼤陆的经济发展思路了。
总之，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残破和扭曲。未来改⾰
的关键在于建⽴和完善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笔者必须指
出，那些跳出分配问题，⽚⾯强调市场化改⾰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掩
盖问题、模糊焦点、拖延时间，我们⽆法等到利益集团胜利⼤逃亡之
后再开启变⾰（太晚了）。
从来就没有脱离了政治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也永远⽆法脱离政
治。事实上，正是国家主权和⼈民主权被侵蚀，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
问题。这双重主权是被谁侵蚀的？当然是被国际⾦融资本及其国内代
理⼈侵蚀的！单纯的市场化改⾰能恢复国家主权和⼈民主权吗？市场
化下的权⼒资本化和资本权⼒化，允许国民强化国家主权和⼈民主权
吗？完全是痴⼈说梦！由此，底层国民可以认清茅于轼、厉以宁、吴
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的终极⽬的了，他们在构建中国⾦融殖民地的理
论体系。国家主权丢了，⼈民主权丢了，还⽤奢谈什么民主？可悲！
三、启动历史性的转变当前，中国存在两种思潮的激烈碰撞。⼀
种（权且称为左翼）认为，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回归来解决经济
问题；另⼀种（权且称之为右翼）认为，应该通过市场化加民主化来
解决经济问题。笔者认为，两种思潮都存在历史局限性，两种思潮的
1制度化和政策化都存在明显的死⾓。或者说，中国未来的转变再也不
可能是单向的和线性的了。
⾸先，我们必须协同求变。
伊利亚·普⾥⾼津（Илья
́Рома
́новичПригожин，1917年1⽉25
⽇ － 200 3 年5⽉2 8 ⽇ ） 发 明 了 耗 散 结 构 理 论 。 耗 散 结 构
（Dissipativesystem）是指⼀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由于不断
和外环境交换能量物质和熵⽽能继续维持平衡的结构。耗散结构理
论，研究⼀个系统从混沌⽆序向有序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的科
学。要理解耗散结构理论，关键是弄清楚如下⼏个概念：远离平衡
态、⾮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普利⾼津在其耗散结构理论中
强调，⼀个耗散结构的运动（转变）过程，需要进⾏⼤规模的能量交
换，可能会出现⼤规模能量损失，甚⾄存在结构解体的可能性。所
以，有序协同和系统控制就变得⾮常重要。
我们可以将中国经济体系理解为⼀个耗散结构。认识中国经济的
存在状态和转变（转型）机理，我们可以借助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
构理论的⼏个核⼼概念对于认识经济体系的运动规律极有帮助。例
如，远离平衡态、⾮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等概念，将经济体
系的现实状况做了⾮常全⾯和系统的描述。既然，系统是远离平衡态
的、⾮线性的，我们就⽆需刻意追求稳定增长，经济维稳思维（例如
保⼋）是⽚⾯的和僵化的；既然，系统是开放的，我们就不能单纯考
虑国内经济政策调整，我们也不能单纯考虑国内某⼀领域的经济政策
调整，我们必须在全球经济协同中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我们必须建⽴
解决问题的系统化的⽅案；既然，系统外部和内部的能量变化（涨
落）是偶然的、杂乱⽆章的、随机的，与之相对应，我们必须学会运
⽤动态思维管理经济，保持经济政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既然，系统
存在突变的可能性，我们就需要⾼度关注阈值即临界值的测定（经济
学中的边际），我们应该勇敢地、积极地迎接突变的到来，我们不能
1⽆视边际（阈值即临界值）的到来，更不能虚耗能量（例如房地产新
政）以抗拒突变的到来，我们不能放任系统因能量损耗⽽导致崩溃。
总之，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协同，要求制度和政策的转变是全
⽅位的，内外协同、上下协同、制度与政策协同、中央与地⽅协同、
部门之间协同、⾏业之间协同、产业之间协同等等。协同的根本意义
在于，不存在单⼀的、既定的审美标准（左和右的判断），我们需要
综合运⽤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切⼿段，否则就⽆法协同。所
以，就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改变⽽⾔，左翼和右翼本⾝也必须完成
协同。⽆法协同，意味着⼤规模能量损耗，最终有可能导致系统解
体。
其次，有序调整分配结构。
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集中于分配问题，解决分配问题是解决中国
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当然，解决分配问题远⽐“分蛋糕”复杂。⽆论
如何，再也不能拖延解决分配问题了。
解决中国的分配问题可以理解为解决三个层⾯的分配问题：
第⼀，回收⾮政府机构持有的征税权（马上⽌⾎）。
我国⾯临极为严峻的财政⾦融形势，政府应该将过去让度给国内
外利益集团的征税权逐渐收回。其中，最核⼼的是⼈民币汇率的定价
权，必须形成⾃主调节的⼈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终⽌汇率补贴形
成的国民福利的横向转移（国家不能再出⾎了）；其次，是⼈民币利
率的定价权，必须遏制实质负利率长期化和扩⼤化，有效管理通货膨
胀预期和通货膨胀现象，逐渐降低通胀对国民财富的纵向转移（国民
不能再出⾎了）。通过回收⾮政府持有的征税权，我国将赢得宝贵的
财政政策空间，我国国民福利将会逐渐回升，国民经济将逐渐恢复平
衡。
第⼆，均衡国民税赋。
1我国⾼度依赖流转环节的课税。换句话说，我国严重依赖向劳动
者课税。相反，我国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乎没有任何课税。这在
古今中外的经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就税赋公平⽽⾔，我国已经远
远背离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具有原始资本主义经典特征），甚⾄也
远远背离了效率和效能的原则。单纯向劳动者课税（⽽不向⾷利者课
税），保护资产持有者和资本持有者的利益，这就彻底背离了社会主
义原则；拒绝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阉割了税收引导资本流向
⽣产和消费的基本功能，这就远远背离了效率和效能的原则（这是保
护势⼒者的原则）。⼀个国家，将税收结构极度扭曲，既不考虑公平
和正义原则，也不考虑效率和效能原则，国家财政还能⽀持国家正常
运转吗？北⾮和中东的教训就在眼前，那是扭曲国家正常税赋结构的
必然结果。
第三，定向转移⽀付。
我国政府在收回征税权和均衡税赋的同时，必须保持经济体系的
基本动能。如果，为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使国民经济陷⼊严重
衰退，那就失去了经济改⾰的终极意义。所以，政府必须进⾏定向的
转移⽀付。⼀⽅⾯，均衡社会再分配；另⼀⽅⾯，均衡资本在产业和
区域中的分布。通过定向转移⽀付，扭转极度扭曲的国民经济结构。
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将财政定向转移⽀付进⾏⾦融创新（细节
另⽂讨论），以重新启动陷⼊停滞的经济体系，使国民经济快速⾛出
衰退的阴影。
总之，通过调整分配结构，进⽽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可以使中国
经济回复正常发展状态。笔者估计，如果⼗⼋⼤之后可以⾛上调整轨
道，我们经过五年渐进的和系统的调整，国民经济应该可以进⼊到崭
新的平衡状态。
最后，⾃主实现经济全球化。
1中国在实现内部分配结构调整的同时，必须着⼿调整业已严重扭
曲的国际分配结构。作为世界⼯⼚，作为世界第⼆⼤经济体系，中国
有需要也有责任积极介⼊国际分配结构的调整。
⾃主实现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国家主权通过经济⼿段
在全球范围进⾏适度地延伸。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从本国的商品⽣产
和输出，进化到全球商品的⽣产和流通管理。⽬前，美国正在扮演全
球商品⽣产和流通管理者的⾓⾊。可惜，美国是⼀个不负责任的管理
者，他在利⽤管理权⼒牟取暴利。以德国为⾸的欧盟，正在向美国全
球管理者的⾓⾊发起挑战。中国应该加⼊挑战者的⾏列，中国应该介
⼊全球化管理的⼯作，中国理应成为全球经济管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主实现经济全球化的⽴⾜点在于我国⾦融实⼒的迅速成长。中
国⾦融实⼒的根本依托在于⼈民币的实⼒增强。⼈民币的强⼤，源于
我国中央财政的强⼤。建⽴共和国健康、稳健、⾼效的财政体系是政
府最核⼼的使命。当然，完善财政的过程，也必然成为完善宪政的过
程。中国将会因此完成现代化，以及开始向后现代化的转变。
如果说，中国未来还有五⼗年⾼速增长的历史机遇期，那这个机
遇期就来源于⾃主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正视历史，
历史存在三种可能性。第⼀，开启⾃主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迎接
下⼀个⾼速发展的历史周期；第⼆，像⽇本那样进⼊内部调整的漫长
过程，陷⼊经济长期停滞的历史周期；第三，像南美那样内部调整失
败，退回到萧条、腐败、贫困的漫长历史周期。
结论：经济史说到底是关于经济发展历史周期的学问。认识经济
发展历史周期的关键，在于对经济发展周期拐点的精确把握。伟⼤的
经济史学家，也只能扩阔⼀个时代社会精英的历史视野。精英就算具
备了宏⼤的历史视野，也未必⼀定成为改造历史的英雄。精英能否成
1为改造历史的英雄，取决于那个时代的⼈民是否需要英雄。⼀句话，
决定历史命运的，是那个时代⼈民的觉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