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阿伦特《平庸之恶》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五月中旬了，今天是“五一六”。我们试一下麦，然后三点钟准时开始聊天。今天的内容稍微丰富一些。我们一会儿见，然后大家交换一下资料。
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16号，俗称“五一六”。这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忘却的一个日子。“五一六”实际上是有一个通知——《五一六通知》，那个通知呢，可以确立为“文化大革命”的起始点。就是从5月16号“文革”就开始了，它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独特的一页，它是我们把它定义为十年“文革”，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
这两天呢，一直就非常忙，可能是已经忙了快一个多星期了。不是因为复工复产而忙，是因为香港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一些内地在香港的一些公司出现,陆续出现严重问题，然后希望得到一些帮助或者是帮忙解决。因为很多朋友都很熟，有很多年的老朋友，尽可能地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有些人还因为疫情的原因，还来不了香港处理公司的资产和业务，很复杂。
香港呢，是一个,是一个窗口吧，它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就是疫情对整个经济的打击，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基本估计：可能在港的上市公司，可能有1/3陷入了困局，比较麻烦的局面。因为这些公司，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内地朋友持有的，是在境外可能有负债。他们其中相当一部分负债是以股票做抵押的。那，在时间拖了这么久的话，债务链条可能会出状况。
它的含义是比较复杂的。这些公司呢在香港有租写字楼或者是买写字楼，或者是有大量地聘用本地的员工，那么它这些公司出问题，实际上意味着香港的一系列的问题会开始陆续引爆。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他们得把公司卖掉或者是把公司处理、清理掉，那么就会要把写字楼卖掉或者退租。甚至有些人现在没有办法，要把自己住在香港的住宅，还有是半山的豪宅要卖掉或者是抵押掉，去借钱还账，来还债，员工也要大幅度地缩减。
我们公司呢，也在跟业主讨论租金的问题了。现在看来香港的餐饮行业呢，确实很惨。我这两天在外边吃饭，通常餐饮的租金呢，都已经是对半儿了，但对半儿也是没什么用的。餐饮行业因为它开不开工？不开工呢，可以付租金，可以省下人工和材料的费用；但是开工呢，因为没有多少客人吃饭，那么其实可能还顶不上不开工。我以为餐饮已经是最惨的了，现在看来可能不是最惨的，我接触到这些上市公司，我觉得它们的情况是最惨的啦。
会有多少企业会出现破产或者是清盘呢？上市公司可能有一个重组的过程，所以虽然有1/3的公司遭遇困难，这1/3里面可能有1/3会被，会被处理掉，就是无法继续运营了。不管用什么方式，最后结束、清盘或者是转让。但这个量确实是很惊人的，它不是一个小数字。至于说，从事非上市的那些从事服务行业的公司呢，我们的大体判断是1/3要倒掉的。
那么会有多少人失业呢？我们估计在香港失业的人口，应该是在百万这个级别，百万这个级别。现在虽然大家都是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情况依旧是非常严重。我这个出门坐出租车，那出租车司机也是在感慨，确实是很难再坚持了，干不下去。一天大概只能拉到两三个客人，非常残酷的一个现实开始显露出来了。从香港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吧，因为处于隔离状态的香港，当然是没有办法。
你要知道香港的人口大概是700多万（750万还是780万，记不得了），但是香港每年的入境的或者是过境的人口、人数是超过4000万。这个4000万没有了，仅是这700多万人在这个这个岛上活动的话，它大部分地设施是没有意义的。现在，在香港五星级酒店大概是两三百港币就可以住了。越是豪华的餐厅，昨天晚上我出去吃饭，确实是“小猫三两只”呀。就是那种凄凉的景况，确实是让人看得心寒。就是服务人员比吃饭的人多得多，是麻烦呢。
我们一会儿呢，在今天聊天的最后部分呢，想聊一下子大萧条的进程。我们可以确定全球进入大萧条了，那么进入大萧条以后会是个什么状况，会是个什么状况？我们一会聊一下子。原本想谈一下国内的经济情况，后来是朋友们说：“两会在即，敏感啊！”，我们就暂时不要聊了，国内的情况不聊。另外投资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既定方针”有了，大家去做就是了。而且从现在执行的情况来看，顺利，应该说顺利，就是基本上是跟我们想法和思路吻合。只是可能有一些朋友转身慢了，或者是还在犹豫或者是纠结吧，倒也问题不大。
好，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主题，其实想聊这件事情呢，也想了许久了。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们的投资呢，没什么必然联系，有一点点联系，但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我们不能天天讨论投资问题，也不能（讨论）天天讨论钱，有的时候需要静空一下子，或者需要拔高一下子。那么，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子鄂蘭和她的《平庸之恶》。“鄂蘭”呢，是一种台湾或者是香港这边的翻译，她是“Hannah Arendt”，那她这个“阿伦特”就变成了国内的翻译，这边呢就用“鄂蘭”，我更喜欢“鄂蘭”这个翻译，这个比较好。
在讨论鄂蘭之前呢，简单聊几句哲学、哲学。很有趣，在中国现在好像大家对哲学已经变得遥远而陌生了。反倒是在中国相对贫困的年代，很多青年，有志青年会去研究哲学，他们除了学毛主席的著作，还要会去读马克思的著作、恩格斯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会探讨哲学问题，会探讨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会去讨论一些哲学问题。中国以前也不乏有思想的、真得有思想的哲学家。
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开始迅速地“市场化”或者叫“世俗化”，所以好像现在很少有人去读大学，去读哲学专业。可能是哲学专业可能分数（现在可能）是很低，容易进嘛。你要是一个好大学，分数不够高，你要想去北大的话，那可能哲学算是一个选择。所以我们这些年没有（在中国没有）像样的哲学家，或者是像样的哲学著作。基本上哲学这件事情离中国越来越远了。哲学重不重要呢？那还用问吗？那是无比的重要！
通常大家对哲学的理解，就是很难理解什么是哲学？哲学呢，我大体上同意罗素的看法，就是哲学是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空白地带的一种学问，我自己再加一个心理学。我觉得是哲学是神学、科学、心学（心理学），三角地带中央的部分就是哲学了。它是神学解释不了，科学解释不了，心理学解释不了的部分，就交给哲学家来解释。它解释的内容，既包括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而人的内心深处的东西，也看到宇宙、洪荒的宇宙的那些不可知的事物。
哲学不需要神秘化，中国没有哲学家，但中国遍地都是哲学家。因为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肯定有一套他的哲学。因为他必须基于对人性，基于对世界的深刻地理解，他呢才能做好一个企业，才能做好一件事情。他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哲学，但是他不能叫“哲学家”，他叫“企业家”，或者是叫“政客”，或者是叫“政治家”，或者是叫什么。反正是，总之一个人做得比较成功，他内心深处是有一套哲学的。就是他对人性、对人、对世界是有一套完整的看法的，完整的看法的。如果没有这一套完整的看法，那么他看不准的话，
如果看不准，对人性和世界缺乏足够深度的见解的话，那么你在从事一种（这种）工作啊，比如说从事企业或是从政，你很难获得成功。我们呢，在开始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们花了一段时间讲价值论，价值论就是在哲学的范畴里面。价值论不属于投资学范畴，是哲学的范畴。那段价值论，大家有空可以反复地听，因为那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老实说，价值论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底子，构成我们这整个课程的一个底子。
哲学侧重于形而上，侧重于形而上，它是一种侧重于形而上的思考。举个例子吧，你手上拿着的是货币，货币是有形物，但从货币一转身变成信用的时候，它已经是个哲学问题了：就是你有没有信用？你在别人的眼里有没有信用？你在银行的眼里大概是多少信用？它会借给你，无抵押担保借给你，比如是1,000万，你的信用是1,000万信用额度，到了信用它就变成哲学问题了。其实我们课程里边涉及到类似的东西。
例如、例如，我们讨论货币，讨论信用，再往前延伸，我们就讨论资产的四个矩阵，四种形态形成那种、那个矩阵关系，资产的那种矩阵关系。当我们讨论到这种关系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形物了，它已经形而上了，变成一个哲学思考了。这个哲学思考呢，就构成了我们的一种对某一类型事物的一种抽象的判断。就是我们从一般的货币、信用，我们拥有了一部分的钱，然后我们把钱转换成资产，转换成（我们对资产类型做了总结）四种类型，然后形成矩阵，这个矩阵的变化，
四种矩阵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讨论的哲学问题了。简单地说吧，就是哲学是形而上的一种抽象思考，对一般性现象进行范畴的概述、总结。并且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某种的描述，有的时候还必须进行推理，进行这样的一个总结，它已经就上升到哲学高度了。这个时候呢，它再反过来可以指导我们的实践。整个在课程走过来，我们从价值论到资产矩阵，其实在结构上，我们是超越了案例。
在讨论鄂蘭的时候，我们说几句哲学。为什么我会对鄂蘭感兴趣呢？是因为鄂蘭她摸到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呢，就是王阳明心学的高度。王阳明心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那部哲学著作，可以称之为哲学，完整的哲学著作的是《易经》，其实包括《黄帝内经》都可能具有哲学著作的这个影子。到了后来，应该算是集大成者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可以这样说，心学算是哲学范畴里边的一个重要的……，
可以这样说，就是王阳明心学应该是东方哲学或者是中国哲学的（一个）一座高峰吧。虽然它不是哲学的全域或者是全范畴的研究。这个心学主要是针对人和事的一种研究，但它算是一座高峰，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致良知。在整个西方哲学家里边，鄂蘭是摸到了这个高度的，就是致良知。她里边的好多的著作，包括（集权的一些）反对集权的一些著作，都是对良知的一种叩问，一种叩问，而且对获得良知，
对获得良知的，这样的一种叩问。鄂蘭的简介，我想大家可以上到百度去搜，就不讲了。这里边我想说鄂蘭的身世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她1906年出生，1975年去世的，活了69岁。她从1933年开始，那一年她应该算27岁，就开始了逃亡生涯。应该说从1933年到1975年，在过去的这样的漫长的岁月里边，42年的生涯里，
在长达42年的生涯中，她是属于世界人，或者是叫流浪者。因为她离开了祖居之地，也是她的祖国，开始了这样的一个生活。饱尝人间辛酸，饱尝人间辛酸，饱尝人间冷暖。作为一个哲学家，她更接触了，更深刻地接触到世界最阴暗的一面，并且从最阴暗中，来看到人性。所以我读她的诗的时候，就会落下眼泪，会落泪。
如此的经历，却没有将鄂蘭塑造成一个偏执的或者是极端的，当然她的特立独行可能会让人感受到她有些偏执。另外呢，由于她对犹太复国主义有微词，所以可能犹太群体对她是，不是很能接受吧，不是很能接受。她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些批评，一些很严厉地批评，可能会导致以色列，包括全世界的犹太人对她持有一种看法，一种看法，比较负面的看法，也是导致西方世界对她有一些看法。
最妙的是中国人。首先中国人就不喜欢哲学。不是以前不喜欢，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就不喜欢哲学。所以中国人对西方的当代的哲学家本身不感冒。这不感冒呢，这个尤其不感冒的人就是鄂蘭，因为鄂蘭她的哲学有别于其他的那种谈存在主义啊，谈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她的哲学更多的是直指人性的黑暗。这个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来讲是无法承受之重啊，无法承受之重。
但无论如何呢，我们都必须了解鄂蘭，了解她的著作，了解她对“平庸之恶”的看法。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站在哲学的高度上来进行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正确的评价，也无法对我们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物做出准确地判断。你如果认为直接税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么直接税迟迟不能推出来，它有它的深刻的哲学原因的。
鄂蘭呢，她那本传记呢，写的是非常好的；因为写传记这个人，就因为写鄂蘭这本传呢，她花了七年时间，后来她自己是又学了精神分析，她现在自己也是精神分析师。传记写得非常好，而且她开创了这种，这个传记的这种写法，写作先例，很值得一读。因为人物传记，有的时候它就是一段历史，就是一个侧影来看一段历史，就是从一个人的经历去看一段历史。我喜欢读传记，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和处在重要历史阶段的一些人物的传记，我很喜欢读的。
关于鄂蘭本人呢，就说这么多。我挺感兴趣鄂蘭的这个传记里边的三段恋爱和婚姻。第一段是她跟她的老师海德格尔——德国著名哲学家那段师生恋，很激烈。海德格尔是我喜欢的哲学家，但是后来海德格尔可能跟纳粹合作了，鄂蘭的第一任丈夫后来也跟纳粹合作了。她对海德格尔，对她的第一任丈夫，处在一个非常复杂……，因为都是非常优秀的哲学家、思想家，这可能是她写“平庸之恶”的原因吧。
她的后来的、最后的一段婚姻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吧。因为最后的这个丈夫是一个诗人哲学家。这个诗人哲学家可能功力是完全不能与海德格尔或者是她第一任丈夫相提并论的，但他毕竟没有加入纳粹嘛，对吧。最后和她一起共同生活走过了后边的岁月。当你的老师和你的丈夫加入纳粹，而你是犹太人，属于那种被迫害的角色的时候，人都想找原因的，都会进行更深度的思考。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这个思考，
这个思考，可能它结果就是“平庸之恶”。“平庸”这两个字？嗯，但也只能用平庸啊，我实在想不出来，你不能说“公众之恶”，或者是干脆用“共业”。“平庸之恶”它是指的一种集体的无意识的一种恶行，或者是罪恶的心理导致的一些罪恶的行为，这个主要是出于对艾希曼的这个大审判。这个大家看到那个电影或者纪录片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一段。有空你们去上网搜——阿伦特的……
上网搜看这部电影或者是纪录片能够看到这一段。但我个人的见解和一般的想法不一样,因为平庸之恶这个出发点当然是这个大审判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但我觉得真正刺痛鄂蘭的是她的老师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她可能在很多问题上，她需要一个答案，她需要一个解释。所以她作为哲学家，她给出了解释。她甚至对极权主义也给出一定的解释。对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她也有一些解释。将来我们有空，再去聊那些比较敏感和复杂的问题。
一个民族犯错，它不完全会是这个民族里边的一两个人导致这个民族犯错。如果你读过海德格尔的著作的话，你要知道那是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为什么会支持纳粹呢？如果你是经济学家，我们上堂课讲得道威斯计划就是一次大战结束之后，作为战败国，德国接受了战胜国的赔偿条件。这个赔偿的这个条约曾经遭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怒斥，他认为这个条约会导致第二次……
当时凯恩斯看完这个条约之后，就认为会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幸被他言中了。我今天早晨在晨跑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是伟大的学者，特别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在战略问题上要远远高于、优于一般意义的军事家、军事学家或者是军事思想家，或者是军人;不是一般的高，是高很多很多。因为凯恩斯在1918年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二次大战的不可避免，以至于世界经济的重组,可惜1918年的凯恩斯还没有能力能够改写大英帝国的历史。
德国的赔偿能力
1918年之后，一次大战结束之后，欧洲被打残了。打残了以后，这时候有个国家开始将手伸向欧洲，这个国家叫美国,他使用了道威斯计划导致德国的迅速地崛起。其实道威斯计划也覆盖了一部分的日本。德国和日本都是美国人注入大量的资本，并且提供技术、提供钢铁，他们迅速恢复了他们的工业能力，迅速地恢复了军力。也就是说，英法的敌人，英法俄的敌人是美国人制造的,这个历史其实挺有意思的。
德国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我想希特勒出现不是偶然，是必然;不是异见，一个人的异见，而是民族的共识。你可以觉他，觉得这是他们的共业或者是一种众恶。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环境的压迫下，这就变成了一种自然选择;除非在这个民族里边，那个时候就能长出伟大的像鄂蘭这样的思想家，她能够痛彻地向全体民众指出他们在走向深渊。但历史是不可以重复的。
平庸之恶是指习性中，通常我们也可以把它表述为经验主义形成的一种集体偏见。记住，它是因为习性，就是经验主义而形成的集体偏见。艾希曼，他只是一个负责搬运的处长，就是他是负责把犹太人送去集中营，然后在集中营杀掉，他不是杀的那个人，他只是负责送，输送。所以他在法庭上，他一直说他在(做一件)努力完成他的工作，把他的这个杀人当成他的工作，他是一个好的工作人员，他是个好的公务员，他在努力地工作，他在完成一项工作，这个工作的结局是杀人。
它能进行独立的道德追问吗？像艾希曼，他能像一个贵族一样进行道德追问吗？如果他能进行道德追问的话，他是否可以阻挡？如果不能阻挡这个杀人的过程，是否能够离开？是否能够脱离，不进行这个杀人呢？当然可以的吧。但是艾希曼最后被处以绞刑。鄂蘭认为他的罪,他不是一般意义的犯罪，就是他已经失去了人性的光芒，他是反人类罪，就是他根本不认为这件事情。
平庸之恶它里边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基于某种公众的义愤，或者是公众基于某种正义的理由，其实是一种义愤的东西，基于某种正义的理由，去干不人道的事情、残忍的事情。因为他们屠杀的大部分的犹太人并不是犹太的资本家，并不是犹太资本的持有者，大部分是无辜的犹太人。这种基于公众的义愤，一种众恶，一种共业，一种习性中、经验中形成的一种集体的偏见，导致了一场大屠杀的爆发。
平庸之恶随处可见。这个平庸之恶不表达为德国人身上有，犹太人身上有，平庸之恶在中国表达得也是很充分的。我其实说这件事，昨天晚上备课的时候，我其实挺难过的，挺难过的。因为我在香港从95年到现在生活了25年，有些人、有些事，你该怎么去说他呢？因为这两天香港这边在搞这个大联盟，这个要振兴香港大联盟，这个发起人是董建华和梁振英，发起人是董建华和梁振英。
我们把镜头拉回到1983年中英谈判，中英谈判的1983年的12月份，中英谈判的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港币取消了法币，独立法币的地位开始与美元挂钩，形成了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联汇制度建立的同时呢，美联储就是不需要通知香港，他就会向香港派驻一个香港金管局的副局长这样的，就是他就是要看香港的金融管理的一些东西，就是香港对美国是单向透明的，这样话，香港的金融主权自那一刻交出去了。
我想问：“参与这件事情的香港人都是谁？”，当然有任志刚，还有一些有名的人，他们都是参与者。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知道今天的黑衣人是出在他们手上吗？是他们做的业吗？好吧，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到1984年，那个时候《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了，其中有三个附件，其中《附件三》就是香港的超级地租的来源。记住，起草超级地租的人之间就有梁振英同志，或者是梁振英先生，他后来成为政协副主席，成为特首、副主席 。
我不认为1984年的梁振英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也不认为他能想得到35年之后，35年之后，他们起草的这个文件会导致香港的衰落和黑衣人的出现，会导致极其惨烈的结果。我不认为，亦或者今天参与了1983年的金融改革和1984年的财政改革的这些香港人，他们是亲手埋葬香港的这种香港人，他们也不认为他们做错了什么。
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艾希曼，他们是参与大屠杀的人。平庸之恶，有的时候让人很难受，你知道吧，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香港的风云人物，受到了老百姓的、至少受到国内老百姓的那么尊敬或者是爱戴。你问黑衣人他能知道吗？你问那些小朋友们，在街上搞骚乱的小朋友们，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事情就是这样的。
那么参与大屠杀的仅仅是艾希曼吗？所以鄂蘭的作品里边直指参与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犹太人。其实思考是痛苦的事情——平庸之恶。你知道，今天香港有今天这个结局，1984年（1983年到1984年）参与起草这个文件的香港人具在，那么我们想问，当时来参与起草这个文件的国内的、大陆的代表们，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
他们知道他们起草的那个文件不仅仅导致了1997年辉煌的回归，一次辉煌的盛典回归，也导致了四小龙的覆灭，四小龙之一香港的覆灭和黑衣人和骚乱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的习性中、经验中形成了那种集体的偏见，他们今天能认识到吗？不要是35年前，他们今天能理解吗？一种价值判断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而且错得离谱，才导致悲剧。
哲学和史学是连着的。当我写香港当代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总是很不舒服、很难受。尤其是最近这25年，我是亲历者或者是见证者，我见证的和鄂蘭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的现象，而是人性的黑暗，真的是人性的黑暗。这种人性的黑暗，它不光是那些高端的、极端的作恶者，极端之恶、高端之恶，不完全是，它里边包含了广泛的平庸之恶——普通人干坏事，而且有的时候还是穷人，本来是被解放的。
就非常遗憾，我读鄂蘭的东西呢，就是鄂蘭最后没有提出（她提出了问题），但确实是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就是这种极端之恶、高端之恶，我们是可以想办法来揭露、解决的，那平庸之恶怎么办呢？在漫长的习性中，就是经验主义中，慢慢地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偏见，它是一种广谱性的价值判断。1983年、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干部、我们参与中英谈判的纲领军——中英联合小组的同志们，他们内心的底层有一种对西方的崇拜。
那种崇拜导致他们丧失了主体性，他们不具有主体性啊，他们和艾希曼一样，他们是螺丝钉，是工具，是杀人工具，他们只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主体性的部件。他们在完成一个工作，而他们在这个工作中，他们不清楚他们的工作30年或者35年以后意味着什么？百年之后意味着什么？他们不清楚。而他们在这个工作中享有的荣光、崇高的地位、光环会一直带到他们死。
回到现实中，回到现实中，再回到我们讨论的直接税问题，直接税会是极端或者是高端之善吗？当然不是，它需要平庸之善呢。它需要公众的一种共同的、集体审美——就是劳动是光荣的，食利是可耻的。通过贷款持有房产，吃房屋溢价和房租，它是一个不光荣的事情，这件事情能形成集体的共识吗？集体审美吗？显然不能够，不能够，我已经说20年了。
习性中，就是经验主义中形成了这种集体的偏见，它往往把这种偏见赖到某些人身上。比如说，如果你指出了超级地租，那么就会有人说：“卢先生就是因为你没说清楚，所以我们才有集体的偏见。”平庸之恶有的时候非常非常可恶，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集体的价值判断。我有的时候用极其严厉的笔法去批冯小刚像冯裤子，我不是跟他有个人恩怨，只是因为作为一个立法者，他在那个严肃的会议上，他坚决的维护超级地租，
坚决的反对直接税，他认为税已经很高了，所以不能收房产税。所以，我就抓住这一点，不及其余地在批评。其实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艾希曼的影子。冯小刚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其实可以做好一些事情的。当然他导演的东西我是不喜欢的，因为他和方方和张艺谋他们一样，他们在控诉，他们在控诉土改，在控诉文革，他们一直在控诉，一直在控诉。那么讲了这么多，我们有能力超越平庸之恶吗？鄂蘭没有提出，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来。那么今天做一个简短的讨论。
有的，有的！因为不是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五百年前，王阳明先生的心学解决了这个问题——致良知。致良知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主体性复苏。我们讲阳明心学，讲了两段啦，大家可能还都记得吧：“正心以中，修身以和”、“以无间入有隙”。今天我们讲阳明先生的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主体性、适用性和创造性这三性；其中主体性升起，就是应对平庸之恶的。
重复一遍，主体性、适用性和创造性。其中主体性升起就是应付平庸之恶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作为父母教育孩子，最主要的是唤醒孩子的主体性。当有了主体性的时候，他就会有自信，他就会变得无比的强大。其实，类似于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就是因为任正非赋予了华为的主体性。他们找到了，他们唤醒了，他们把它牢牢地树立起来。有了主体性之后，人就不会在习性中追随集体的偏见。
（因为没有习性），我们认为，因为没有主体性，我们会被习性所裹挟。我们认为我们在思考，其实我们是应于习性思考，就是我们在经验主义中思考，而非在主体性中思考。没有主体性，只能在习性中追随集体的偏见，这就形成了平庸之恶。其实，他意味着中华民族在哲学思考上的一次伟大的升华。因为这个伟大的升华，才有可能导致我们的制度进步和政策进步。我们的制度和政策的进步，才意味着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的复兴；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谈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引领这个世界的潮流。
主体性的复苏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止、定、静、安、虑、得”整个这个过程，它最后要找的那个东西，就是主体性。你知道在佛家的唯识论里边呢，反而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透彻。就是末那识、阿赖耶识，他到了第八识的时候，实际上啊，主体性出来了，主体性出来了，将习性慢慢全部去除之后，主体性复苏了。
基于那个主体性形成的价值判断——就叫作良知。我们用它看人生，叫人生观，用它看世界，叫世界观。所以它上升到这样一个哲学高度之后，这个问题大体上得到一种解决，得到一种解决。平庸之恶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是可以解决的。但整个的过程会非常非常的艰辛，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觉悟啊，它是一批人、一代人的觉悟。但是，这个一旦形成这种觉悟，会带来光明的未来。
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总体上来讲是欧洲主体性复苏的过程，所以基督教新教伦理区域会率先完成工业化，成为文明国家或者发达国家，就是因为主体性复苏了。中国在宋以后，主体性慢慢慢慢沦丧，到了明清这个主体性彻底丧失，以至于我们差点亡了国。从上上个庚子开始，中国人开始进行主体性的这种反思。
在过往这180年，我们一直在呼唤主体性，呼唤这个主体性的复苏。到了这个庚子，主体性的复苏，应该可以看到一丝丝的希望，一丝丝的希望。因为中国在创造了经济奇迹之后，开始在精神上开始走向自立，开始进行追问，开始更深刻的反思。我们终于可以从习性中，那种迷信，那种基于不自信的迷信，那种形成的集体偏见中慢慢地走出来，形成我们的主体性。跟着这个主体性之下形成我们的价值判断，形成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个过程虽然是艰难，但慢慢地在做，慢慢地在形成。
其实我们的这聊天儿，就是这个伟大的进程的一个浪花儿，一个小的部分。很荣幸我们有机会在这儿，在一个周末讨论哲学、讨论鄂蘭，讨论阳明先生，讨论平庸之恶，讨论主体性复苏。好吧，鄂蘭和平庸之恶就先聊这么多。我多说两句“文革”，因为既然聊到这儿呢，点到为止吧。
“文革”“五一六”的通知，主要的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革命，革谁的命？革谁的命？革资产阶级的命？那么资产阶级不是在土改的时候，在工商业改造的时候已经被消灭了吗？怎么又有了资产阶级了呢？后来“五一六”通知之后，是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它变成了一系列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种很虚无的斗争。你知道，你知道，当一个阶级已经被肉体上消灭的时候，它变成了一种……
它变成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呢，它就不是胎生，它也不是卵生，它是化生。事实上，毛泽东真得很伟大，他已经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化生于我党，化生于无产阶级专政中，化生于无产阶级中。就是它是化生，就是哲学上，或者是佛学之中里面的化生，它不是胎生，也不是卵生，它是化生，就是无形之中、虚空之中化生出来。真得有化生吗？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因为、
因为中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本质上它就是资本主义，它的名字叫国家资本主义。所以，走资本主义这件事情，它必然的，它不可能不走，而且它是历史的潮流。就是，当时毛泽东看到一些事情，看到了一些人，甚至预见了历史的大趋势，但是他没有办法为这个大趋势做好他能做的准备工作，他来不及做这些东西，他只是想通过某种精神层面的努力，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导致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而“文革”呢，你知道普通的老百姓怎么能理解如此高深的哲学问题或者意识形态问题？当五·一六的通知变成老百姓的一种行为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平庸之恶。它们立刻形成在经验中、习性中形成的集体的偏见全部爆发出来，就变成了“文革”中所有的悲剧和惨剧。就是我们看到张艺谋呀，冯小刚呀，方方呀，就是所有这些对悲惨的控诉，这伤痕文学对悲惨的控诉。你说这个伤痕文学它有它的道理吗？
当然了，因为基于人性的这种追问呢，它都是对的，所以伤痕文学是有它的意义的，有它的价值的。但非常非常遗憾，我们国家没有伟大的哲学家，它不能超越时间的限制，空间的限制，它也不能超意识，它是在现象中用旧有的习性来解释。“土改”是资产重组，是工业化的必然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宏大的叙事里面，会有对个人的那些的伤害，而且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伤害。“文革”是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次精神上的洗礼。
这个洗礼本质上是出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人民主体性的一种唤醒——造反有理，实际上是对人民主体性的一种呼喊；但这件事情没作对、没做成，它还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但我可以给出结论，就是如果没有“文革”，1989年中国一定比苏联惨。因为我们经历了“文革”，所以我们1989年那一次挺过来了。而且我可以确定地讲，我们也能挺过这一次的疫情；虽然是全世界形成反华大联盟，我们依旧可以挺过来。土改和文革对中国的……
土改和“文革”对中国的崛起，对中国实现工业化，实现制度进步，它的正面意义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没有那次资产重组，没有“文革”的这种思想的重组，那么就不可能发生我们连续七十年的这种迅速地、飞速的成长。整个的这个大历史的史诗般的叙述过程中，也包含了一些个人的悲欢离合，个人悲欢离合，形成了一些伤痕，它是、也是正常的。我不是为暴行做辩护，我是希望站在大历史过程中，看个人的悲剧，我也不是说，你非要在悲剧里面看不到国家的……
沉浸在个人悲剧，而不能看到国家的一个伟大的命运，伟大的史诗般、宏大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沉寂于一个角落，然后哀鸣，这也是不对的。但是，我感到就是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确实中国需要伟大的哲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来站在一个崭新的高度，来重新解释、解说这段历史，给大家、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视野。他们只有超越了时间、空间的束缚，超越了一般性的道德判断，真实地看待这段历史，他们才可以真正地去拥抱未来。
能够真正地去拥抱未来，他们才有资格引领世界的潮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计者、建设者；否则的话，还会重复平庸之恶。他们在习性中还会去形成集体的偏见，去做一些我们不愿意他们做的事情，并且再次形成一种悲剧。我今天在讲香港的悲剧，讲到1983年、1984年，你们看到了当事人现在活得好好的。当事人，就是残害香港的艾希曼们都很好啊，都很好，受人敬仰，尊贵地生活着。但是香港完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在祖国身上，
我们不希望香港这样的悲剧，在祖国身上重复。我们也不想再过三十五年之后，来重新讲一个故事，然后感慨一番，不好玩。所以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聊天，我们在哲学上有一个进步，大家有空可以多读些这方面的书。今天这一串主题就到这儿为止了。然后呢，我们腾一点时间聊一聊这个，我今天说的这个大萧条的进程吧，聊几句大萧条。
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个的西方的经济体开始进入大萧条了，开始进入大萧条了。如果，我们以失业率达到10%作为一个指标的话，那么美国已经超过了，它已经到14%了，可能还会再高。看到香港的情况，我今天也在描述，它也是开始进入大萧条了。大萧条的初始阶段是个什么样子呢？初始阶段其实不痛，因为企业虽然垮了，老板虽然受了重伤，但是员工，就是普通人呢，一方面可能还有一些积蓄，另一方面会有政府得到一些救助，所以在生活……
所以在生活上似乎还可以延续, 但你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会发生变化。所以大萧条的初始阶段就是现在才刚刚开始吧，我想这个可能会持续到年底；就是大萧条的初始阶段，大家还是觉得不错啊，生活还在延续，好像并没有什么剧烈的变化。但是大萧条进入到中间阶段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它是一种非常态，这个非常态时间久了以后，人的心理和生理都会发生剧烈变化，那个时候就会出现状况，出现一些基于经济危机的社会危机开始爆发。所以
这里边有两个提醒，一个是提醒在境外的同胞，境外的中国人，要做好大萧条中段和末段的社会动乱的充分地思想准备。还好在香港的这些朋友们都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动乱，可能还会比去年的动乱更乱一些吧，但他经历过，他就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因为2019年香港人经历的社会动乱，它是一种黑衣少年和黑衣青年，是由黑卫兵们、黑小子们搞出来的一个动乱，它不是整个的社会撕裂，而2020年的动乱可能是社会撕裂的结果了。
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就是在经济危机深化到一定程度以后，开始进入到社会动荡或者是社会动乱，或者是爆发内战，这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充分地思想准备，要有这方面的打算，要有打算，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提醒，我是提醒国内的管理层，就是我们要做得是“抗疫持久战”，我们做得是，不是“稳”字啊，我们做得是“保”字，是要保。其实保民生，保就业，保产业链，其实指向是一致的，指向是非常清楚的。
也就是说，真正的保就必须得有所“舍”，有取有舍，这个保字才能写下来，如果你还要都保，其实还是一种“舍”。嗯，我本来写了一篇文章，但是后来想想，在五月份不再发表任何东西了，我不想添乱。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的事情是：早出清、早主动。在抗疫问题上我们做得很好，因为我们算是第一个出清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复工复产。但在经济问题上，我们做得未必会好，为什么呢？因为显然美国出清的速度极快。
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泡沫必须出清啊，我们的楼市泡沫，我们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该破就得破掉，迅速出清。出清完了以后，在出清的基础上重建；借这个疫情，将资产泡沫全部出清，出清完了以后，在此基础上重建。我们将来在疫后的经济恢复上面才会是最佳状况。我们不能等美国人把泡沫出清啊。很快美国的股市会崩掉，美国会进入到一个——第一个“V”画完了，第二个没有“V” 了，不是“W”，是第一个是V，第二个是“L”，“L”下边可能还跟着一个“L”，还跟着一个“L”。我们要在第二个V 这个地方就要完成出清啊，我们怎么又去把那个“V”使劲往上拉呢？ 我看到股市和楼市的这个拉的动作，其实感到很痛心。
我们应该抓紧时间尽快出清，将楼市的泡沫和股市的泡沫出清，将资本还原到我们正常的产业生态和产业链上去。不要，不要犹豫啊，不要犹豫啊，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它一旦想清楚做事，它很快的。如果美国出清了，将它的泡沫出清了，它重新来过，我们泡沫还在那儿鼓着，而且包是包不住的，只是拖时间而已，拖到2022年？拖到2025年？你不还得爆破嘛。你真的打算一辈子不出直接税吗？就永远不出房产税，不可能吗？所以早一点出清会好一些。
这也是个愿望而已，也是厢愿，说这个其实意义也不是特别的大。只是大家有这个，有这么多意识就行了。最后我就想说几句，在大萧条进入到中段的时候的一些选择，我们个人的一些想法和选择。按既定方针呢，我看大家都做得很好，短股也做得很好，“长金”也做得很好。大体上我看都还是没有问题的，包括操作的方式，操作的价格。操作的方式，我觉得还可以吧。我看了一下子，有的朋友发私信告诉我他们的状况，我觉得很满意，很满意。
“长金”要多长呢？这是所有人的一个疑问。因为很多人其实还是离不开股市，因为他们对大萧条的中段的认识是有误区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是不会出清的，甚至可以创造出小高潮来，这个想法是很要命的！有可能，这个出于某种机会主义的考虑，会推拉股市，托住楼市，一段时间有可能，但没有意义。因为这是全球性的大萧条进入到中段。你知道，你在一米五深的水里边用头顶，
你在一米五深的水里边，用头顶住一个盆，托起一个东西来是可以的。但当水上升到三米的时候，你在那儿使劲儿托举，你觉得很好玩吗？大萧条的中段会淹掉的，会淹没一切的，这个托举——保楼市，保股市，这个滑稽，它滑稽。就是它只是个时间问题，只是你早一点做这件事情呢，早做了，早准备，早主动，等风险来的时候，你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弹药，你有足够的储备，处理好所有的问题。但是你要是做晚了的话，你还得做，你还得要出清的，只不过那时候出清就非常惨烈的一种出清。
我说了这么多，也算说清楚了吧。不要执着于那些资产啊，不要执着于那些资产，不要做最后的那一点点的蝇头小利，不要去在这个事情上想不清楚，然后呢，最后付上更大的代价。到那个时候，你怎么说？当然还是可以批评一下卢老师的，就是没有把话说清楚吗，但还能怎么清楚呢？ 所以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上，好好处理好。今儿讲了哲学，我们讲了货币，讲了信用，讲了投资，讲到了资产的四个矩阵，站在这个哲学高度上，你作出你最有利的选择就好了。
好吧，今天讲得时间不短了，然后我也得休息一下子了，就说这么多吧。这个落脚点还是俗了，又回到黄金上面去了，又回到“金”上了。但是希望大家记住，今天谈的哲学，谈的高度，谈的主体性。祝大家周末愉快！另外呢，也祝大家有一个红红火火的五月，我想大家现在应该是心很定了嘛，因为你们都是“大长金”嘛。都是“大长金”的话，那就好好睡觉呗，耐心地等，等待我们要做的那一天。好，再见，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