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与市场形势、广义税赋论》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宏观经济分析的课程。今天我们讲《广义财政论》的第二个部分—广义税赋论。我先试一下麦，然后八点半准时开始。大家看看这个声音怎样？告诉我一声。另外呢，我打开禁声二十分钟吧，这样给大家一个互相交换资料的时间，好一会儿见。
大家好，时间过得、时间过的飞快啊。这几天忙的够呛，这周一去了趟岭南大学，有一个座谈会，也有一个专门的演讲。这个演讲录了音录了像，可能会在剪辑之后登录”油管”。讲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我们周六聊天的内容。其中有一些对国际形势的扩展，对国际形势的扩展的部分，我会放到下一个周末，我们聊天的时候再次讲给大家听。今天呢我想分两个部分吧。
第一个部分呢，我想讲一下子时政和市场的情况。简单说一下吧，因为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这个美国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大家觉得这件事情会对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多大的影响？另外呢，国内的减息开始出现了，房价有一点点异动。大家希望你对这个事情有一个了解啊。就是它对楼市和股市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剩余的时间呢，我们进行我们正规的课程。今天开始讲《广义财政论》里边的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广义税赋论。我们稍微紧凑一点吧。
就在今天的上午，美国时间呢是昨天下午，美国（美国的参议院）正式通过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是众议院的提案。众议院已经全票通过，今天参议院又是全票通过。这个法案是一个什么样的法案呢？我今天在微博里也说了，它让我想到了一八四零年，英国的参议院里边啊，这个由维多利亚女王参加的那个参议院里边，通过了这个讨论关于对你大清帝国宣战开战的那样一个画面。我今天早上看了参议院的这个全部过程。
一群为了贩卖鸦片的强盗，竟然用民主与自由的口吻，向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宣战。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这样一个过程。今天呢我们又再一次见识，一个老大帝国仍然、公然的用司法向另外一个国家，它并不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进行了入侵啊。我们管它叫司法入侵、司法侵略，它将它的法律延伸到了一个主权国家。
卢比奥等美国的议员，无论是众议院的议员，还是参议院的议员，难道不知道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吗？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甚至不同于二零一四年的占领中环，甚至也完全不同于发生在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完全不同。因为此次的暴乱确实具有明显的特征，因为它并不是占领，比如说一个公园、或者是一条路，来表达某种诉求，它用的是打砸抢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种攻击。
这种攻击它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诉求，或者不是某个阶级或某个族群的诉求。本应是某个阶级或某个族群的诉求，但本质上它变成了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一个市场的一种挤压、或者是压迫。参议院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民主的话题下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什么样经济利益？就是数字可能可以很清晰的说明问题。
二零一八年全球流入美国的资金，净流入美国的资金量大概是两千三百多亿美元；流入中国的资金量是一千三百多亿；流入香港是一千两百多亿美元。就是中港两地是两千五百亿美元，超过（美国）全球资本的流入，超过了美国市场。如果美国不能维持如此规模的资本净流入，那么美国股市的崩溃就在眼前。你要知道流入大中华、流入中国地区是两千五百亿，里边其中有一千两百亿是流入香港。香港的动乱意义多么的大。
为了达成香港乱的这样一个目的，连遮羞布都没有用。他们都来不及进行和平的诉求，很快就使用上了极端手段打砸抢烧。香港这个地方呢，它有着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特征，也代表了第三世界老殖民地的那种悲剧。我看到的真的是一首悲歌呀。为什么？因为还是想回到一八四零年，一八四零年英军攻入这个珠江口，打在最前面的就是潮勇，记住这两个字：潮勇。
潮勇是潮汕地区的。因为潮汕地区自古习武，他们把经常从事一些、从事一些豪侠的这样的工作或者是营生，他们会经常被官家或者是商人、或者是海盗、或者是土匪雇佣。然后他们也形成了被雇佣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个时候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就大量的被英国人雇佣从事鸦片贩卖，从事看货仓，甚至从事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啊。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英国人雇佣了大量的潮勇。潮勇这回就不光是卖鸦片了，他们还充当了情报、他们收集清军的情报。然后呢一部分潮勇在重金的这个奖赏之下，充当了敢死队和先锋。不仅他们攻陷广州用的是潮勇，后来在北方攻打塘沽也用的是潮勇。潮勇在中国近代史上，虽然没有重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他是中国的一种历史性的伤痛。这不是这个伤痛，在现代又来了。
我没想到，我在现在的香港可以看到当代的潮勇啊。潮勇再也不局限于过往的潮汕地区彪悍的农民了。现在的潮勇他们可能是很高的官，可能是穿着西装的金融精英，所谓的才子，可能是一群非常斯文的立法会议员，也有可能是带着眼镜的老师，更多的是无知的学生。
他们加起来构成了一支雇佣军，构成了一个第五纵队。显然，美国人对中国潮勇的理解超越了当年的英国人。他们下功夫很好的组织培训了这些潮勇，并且在中美对抗的关键时候释放出这些潮勇，他们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法案之所以可能或者是已经产生了一些影响。跟我们自身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最有趣的是这法案通过以后开始砸盘的恰恰是A股。
一个伟大的民族主体性复苏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的。一件事情你看明白了理解了你才能警醒，才能进行教育。香港七百八十万人，潮勇只不过是单数的万人级别而已。我想数万人都恐怕没有那么多，然而非常遗憾，潮勇依然不止于港人了。我再重复一遍，他们是官僚，他们是金融界精英，他们是老师，他们是学生。
问题不仅仅在于潮勇，而是七百八十万，一如当年潮汕地区的农民，一如他们那些族群，他们不认为潮勇是丢人现眼，不认为他是背弃国家，背弃民族，背弃祖宗。他们不这样认为。在他们审美习惯里边，这很正常，因为他们带回来了钱，带回来的财富。他们改善了生活，而是做潮勇的这些人本身他们也不觉得耻辱。当然，除了南方有潮勇以外，八国联军当年攻打北京的时候，在北京也有类似现象，大量的民工被雇佣帮着刺探军情。抬送物资。做了大量的工作。这种现象在其他的比较发达的国家民族里边是并不多见的。有的时候说起我们这个民族，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的审美习惯不能跟历史相结合，我们不进行春秋计数，也没有奖惩好，我们好像对很多，很多事情漠不关心啊。所以即便是身边有潮勇。我们也未必有感觉，是麻木的。
他们能对市场形成多大影响呢，影响有限，是否能导致香港市场崩溃，以至于来港的资金流出回归北美市场呢。我用三个字来回答，想的美，没这种事。至于他们个别人可否利用这个案子和今天街头的一些动作，来形成某种期货市场的收益？我说我看到了今天市场的表现，至少港股他们没有机会，A股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看见都是国家队，我该说什么好呢，不能说什么。这件事就说这么多。
至于减息的事情，我建议大家，尽管在减息初期可能房地产市场略有表现，但仍然不要对这个市场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啊。因为我们已经讲了多次的房地产了，现在实际上是高端出货的最后的关头，这也算是给高端出货的最后一次机会，就是在减息和直接税之间会有一个价格维稳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拖得稍微长一点，只不过是给高端最后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你要做什么，那你利用好这个机会就好了，你可千万别把他当等一个投资机会，不要别人偷驴，你去拔橛，就说这么多。
我们继续今天的课程，讲一下子广义财政论里边的广义税赋论，在写广义财政论里边的第一个部分，或者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广义税赋论，因为广义税赋论源于我二十年前写的那个超级地租，因为超级地租既然是租的，他就属于税赋的范畴啊。我把它纳入税赋的范畴，可是法定税赋里边有没有超级地租，所以我就使用两个字叫广义税赋啊。狭义的税赋就是指法定税赋，广义的税赋就是包括法定税赋，也包括法定税赋以外的。
也包括法定税赋以外的非正规但仍旧合法的收费，也包括不合法的收费，也包括类税性支出，类税性的就是主要的就是超级地租了，合法收费和不合法收费我就不做解释了。因为大家应该对这个东西是熟悉的。广义税赋包含了这四个方面，合法的就是正规税赋，正规税赋里边没有收费。收费是很地方的、很单位的事情，所以包括了合法收费，包括了不合法收费以及类税性支出。就包括这四个方面。
请记住，合法收费也包括了我们买的那些养老保险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纳入广义税赋里边，因为他本身是可以经过国家的税赋来解决的，不需要老百姓交的，因为税赋不足，所以才让老百姓上缴养老保险。我把他纳入合法收费，不合法收费就多了去了啊。就是各个机构各个部门设置的各种各样的不合法收费啊，这个就不不去举例。其实类税性支出也很多，但其实，因为他们都不如超级地主如此的庞大，所以我们就不解，也不去说明他了啊，你就记住超级地租就可以了。广义税赋的定义大概就是这样。
广义税赋包含的范畴就是这四个范畴。关于类税性支出，大概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价内的，就是隐含在价格里面的。比如说隐含在房价之内的、在供楼款之内的或者在房租之内的，它都是一个买卖价格里边，但是它的这个价格里面包含的不光是它的使用价值，还包含了有些人僭越公共权力收取的那个地租，我们管它叫超级地租，这个是价内类税性支出。
此外，类税性支出的另一部分我们把它定义为准制度性支出。什么意思呢？就是准制度性支出，比如说贪污腐败、有些人利用公权力索贿等，它也构成居民的一种支出或者是居民的负担。它不是制度性的，它是准制度性的，但它又是构成居民负担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类税性支出里面。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这种准制度性支出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会变得非常之大。总体上，在中国这块支出追不上超级地租的。
广义税赋的研究方法，我采用的方法是比较反叛的、比较非主流的。一般研究宏观经济都是站在国家的角度，站在政府的角度，也就是站在宏观的角度来梳理、来分析、来判断。我的广义税赋这个理论，我使用了微观的手法，就是我不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税赋，我站在居民的角度来看税赋，我站在个体的角度来分析你的宏观税赋，你的宏观税赋大小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是不是最佳？我用的是一种微观的方法，所以对整个财政学研究有一点点的颠覆。
广义税赋，把它还原到宏观去，我们再站在国家角度来看，我们就把它叫成广义财政收入。之所以叫广义财政收入，是因为它对应于狭义财政收入。狭义财政收入是政府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的那部分税赋等财政收入（当然也包括费），即税赋和费用的收入，这个是狭义的。通常我把狭义的财政收入定义为白色财政，就是它是合法的、干净的。我把它定义为白色财政收入。
与之相对应还有灰色财政收入。灰色财政收入就是它也是合法的，但是它不合理，比如说土地财政。为什么我把它定义成灰色呢？因为它里边夹杂了非官方的利益，就是它不纯粹。比如说卖地收入，在超级地租里边，政府和地产商分享这部分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叫成灰色，因为它具有三个不：第一，它规模是不确定的。第二个是原则不确定，对于怎么来收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第三是结果不确定，就是它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是不确定的。这是灰色财政收入。
第三个广义财政收入内容是黑色，它概指不合法的，包括了贪污腐败。我们将贪污腐败也纳入广义财政收入，虽然政府没有收到，但它在性质上属于政府利用权力来压迫居民提供的那部分支出，因而纳入广义财政收入。所以这本书为什么在国内无法发表呢？就是它这个书很残酷，它把所有的事情全弄清楚了。
从广义税赋论到广义财政收入，这个我们又回到宏观来看政府的治理。这里边，一旦到了广义财政收入的时候，因为我们讨论的不是概念，而是计算，除了概念以外还有计算。一旦计算出一个国家广义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那么一些基本的结论就会出来了。如果广义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高，就有问题了，极高国家就会破产。比如说，前苏联就极高，极高到什么程度呢？极高到占国民收入超过百分之七十，最高峰的时候，百分之八十，国民不可承受。
由于我们有了计算广义财政收入的逻辑、模型和方法，我们可以计算广义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我们通过计算广义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治理状况，我们可以给这个国家做一个基本的把脉，就是这国家好不好、行不行、经济有没有发展、未来有没有希望，就可以看出来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广义财政收入，我们看其总量与国民收入的比重，可以看到国家治理的水平。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广义收入内部三类收入的比重，就是在广义财政收入中白色、灰色、黑色各占据什么样的比重。
三色财政在广义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治理状况。如果白色财政占据广义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必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好的国家、一个优秀的国家、一个廉洁的国家、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这样的国家凤毛麟角。它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国家，治理结构非常完整，非常文明的国家，也是非常幸福的国家。你只要看到白色财政占广义财政收入超过百分之九十，你移民过去一点问题没有，那是最好的地方。
白色收入占广义财政收入比例超过百分之九十，那个地方接近于天堂。大体上是没有的，可遇不可求。灰色收入，灰色收入尽可能的不要占太多，你可以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灰色收入，但灰色收入不能占太高比例。凡是搞超级地租的国家和地区，灰色收入在特定历史时期都会超过白色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这个时候，国家治理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因为灰色收入里边夹杂了个人收入，所以这个国家，一定是大面积腐败。
通常灰色收入一旦接近白色收入，或者是超越了白色收入，黑色收入的比重就会极大的攀升。在特定的时间，黑色收入会与白色、灰色收入形成等比例关系。你研究一个国家或研究一个地区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它白色的财政收入很低，你就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治理非常好的国家或者地区，例如香港、例如台湾，麻烦你不要读它预算案（时）看到它的白色收入（低），你就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国家、很好的地区，不是的。
你一定要去仔细的看它的灰色收入与白色收入的比重，一定要通过统计方法、排除方法、归纳方法来计算它黑色的收入占广义财政收入的比重。非常遗憾，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最近这十来年里边，我们的三色收入大体上形成了各占三分之一的那个状况。（最近）这五年非常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对这一届政府评价非常高，就是在严厉的反腐败和打黑之后，黑色的部分极大的压缩了。
我国现在黑色收入压缩的情况是比较理想的。虽然没有办法压缩到百分之十以下，但是大幅度的压缩。但是我国现在的灰色收入与白色收的比重还是几乎是接近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没有直接税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当然了，有了直接税黑色收入的问题也就一定解决了。当然了，就是因为要解决黑色和灰色收入会触动很大很大的利益分配，所以直接税才是如此的艰难，所以直接税会遭到那么多的政府官员、很有身份的官员的（反对），遭到几乎全体的经济学家的反对。这那是在做学术研究啊，这不是在做学术研究。
这不是在做学术研究而是在做阶级分析。所以没什么事情的话，大家不要去学习财政学，学完了你会不开心的。我们讲广义财政论，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擦亮一双眼睛，倒不是要去改变什么，是去对我们要买的东西做出宏观分析做出判断。你有了关于财政论这个武器，你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都不会走眼的。我从不相信从那些国家、地区来的人告诉我的话，我也从不相信经济学家，或者是我们知道的那些财经演员，他们没有好好的学习广义财政论，也没有机会去进行分析。
所以他们不可能对其它国家，例如对美国对欧洲对日本对加拿大、澳大利亚、台湾、香港、新加坡做出精准的判断。如果你掌握了这个工具，你又可以连读它的预算，连读若干年，我觉得你就会有精准的判断，可能在时间节点上不一定那么准。就比如说你要预言一个国家要崩溃的话，可能没那么准，但大体上不会错，只是时间节点的问题，而趋势应该没有大的问题，是非常精确的。
在这个广义税赋里边呢，我们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就是超级地租。我重新讲一下，因为我几乎所有的好朋友，我的学生都太熟悉超级地租了。我们再把这件事说一遍吧。说一遍有利于大家形成明确的概念和计算方法。我通常将居民正常支付于居住性支出的那部分支出，叫做支付合理地租。因为你占用了土地，你需要支付一部分租，这部分租一部分是国家拿走，一部分是地产商拿走。
还有一部分可能是被持有房产的房东拿走。不管谁拿走吧，我认为这个支付于这个的合理的地租，那么合理这两个字怎样计算呢？我们经过大量采样，我们认为居民收入之百分之三十用于支付其居住性支出属于合理水平。如果低于百分之二十是文明的水平，如果高于百分之四十是一种不文明的水平，三十是临界点。
计算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你一个月挣一万块钱三千块钱用于租楼，或者是三千块钱用于供楼就是合理的地租性支出。如果超过了百分之三十，比如说你支付了四千五百块钱用于供楼，那么超过三千的那一千五百块钱，我们就管它叫超级地租，我们将它看成你向政府、机构和个人缴了一种类税性支出，你不应该付这个钱的，但你付了，这是一种剥削。
这个计算方法稍微简陋了一些，但简单才好用，原来我们做了上下三个级别的评价体系。在当今世界的确有很神奇的国家或者地区，他们的居住性支出真的是百分之十几，太低了，所以他们真的是接近天堂，接近共产主义，是真的好啊。这个地租真的是表达出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和文明程度。也有一些地方真的很糟糕，它太高了，它构成居民的广义税赋里边，超过正规税务支出很多倍。
比如香港，正规的税赋15%普通居民的超级地租水平都在30%以上，两个相加肯定是45以上%，甚至50%再加上保险、养老保险，加上其它的支出到70了%，现在大概是74%的水平。没法活，你想让他不动乱行吗，你想让他不焦虑行嘛，你想让他不难过行吗。他像炸药一样摆在那，他只是需要一个人来点着，点着了，又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爆炸。他有的时候是一团火，有的时候是一颗炸弹。总之，看谁来点着他，谁怎么样利用他，他到了该被点着的时候了。
我国现在超级地租的水平如何呢？我不回答，因为我相信在座的诸位都会在计算自己是否付了超级地租，自己支付的超级地租的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诸位根据自己的观察，也可以得出诸位所在地的广义税赋的大体状况。因为我们国内的朋友承担的广义税赋里边真实的税赋可能很高，就是白色的部分很高，灰色的部分有，黑色的部分也有，我就不去具体计算了，我只是想简单说一下，超级地租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超级地租会带来四个方面影响，它具有逻辑过程，就是一个接一个。首先，超级地租一旦开始出现，并且开始迅速攀升的时候，就会出现大规模的撤资，资本外逃，因为超级地租的存在导致一部分食利者财富迅速增长，而这部分财富增长由于是灰色，所以不能停留，它必须得走，所以大规模资本外逃，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产业空心化，由于超级地租的存在，导致资本在土地收益上，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就是金融资本在土地方面的获利远远超过了产业资本，
以至于产业资本开始出现空心化。这个在香港是非常经典的，我们过去五年正在大规模出现这个情况。我今天转了一些文章，也是为了今天晚上讲课要用，东莞的情况、深圳的情况就是，首先开始出现了大规模资本外逃，其次出现产业空心化。第三个现象就是中产阶级消失，超级地租是天然消灭中产阶级的工具，它会导致中产阶级迅速消失。第四个阶段，由于上述三点影响，社会被极度扭曲。
由于大规模资本外逃，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消失，导致社会结构极度扭曲，社会不可避免的陷入动乱的状态。其实超级地租理论不应该作为我们投资分析的工具，超级地租理论的确应该是用于国家治理的工具。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广义税赋论的法律部分，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超级地租理论，就是你知道了，它才能变成法律，它才能影响法律，影响了法律，超级地租才能够受到遏制，并且让它趋于合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吧。
我们讲了一个广义税赋论的基本概念，讲了一个广义财政收入，讲了一个超级地租，下边我们讲一下广义税赋论的运用。广义税赋论的运用主要是税赋均衡理论的形成，这也是我自己写的东西，就是我在这本书里边，就是提出了税赋均衡的理论，就是我们发现问题是要解决问题的。那么如何实行税赋均衡呐？税赋均衡，包含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均衡，宏观层面的均衡就是税赋，就是广义税赋，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国家的制度成本，或者是国家的制度总成本，它是制度成本啦，就是国家收费就是为了国家正常运营嘛，就是广义税赋是一个总的税赋概念，它就是构成国家制度的总成本。既然讨论均衡问题，那么我们就要讨论极限。就是一个国家制度的总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始终认为，或者是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为什么广义财政论这本书，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出版呢，就是涉及到在总制度成本的极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测古今中外那些失败国家的时候，它差异还是蛮大的。比如说我举苏联的例子，苏联的总制度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八十的震惊的程度，它才倒下了；再说，更极端的例子，就是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它的总制度成本也接近百分之八十的极限，它是因为战争倒下的，而不是因为制度成本到了（80%）倒下的。
总制度成本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的比例，就是均衡点是什么地方比较好呢？在这个问题上，我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学术上的障碍。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具有某种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我或者把它叫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总制度成本总是会偏高的，因为国家投入到工业化里的这个资本的量很大。它如果总制度成本不够，那么经济快速发展的源泉就没有，而西方国家，总制度成本一般是低于百分之三十。
西方国家总制度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一般是低于百分之三十的；当然有个别国家，福利化的程度非常之高，军事装备水平非常之高，会高于这个水平，例如美国；中国约略是在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这个水平，我们政府的投入规模比较大，政府管的事情比较多。对不对呢，这个事情很难说，因为你要高速经济增长，有的时候这个均衡点要依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特征来确定，你不能一刀切，不能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超级地租，给出个均衡点。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我只给出危险的边界。
所以在总制度成本极限这个问题上，我只给出危险的极限，就是不能超过百分之七十，就是总制度成本占国民收入比例不能超过百分之七十，超过百分之七十，这个国家就非常危险了，就会出事儿了。我给出的税赋均衡理论的第二个极限呢，是居民的广义税赋水平，或者是居民总税负的极限。这个极限呢，就是我说的，居民广义税赋水平绝对不能过七十，过七十就动乱。而且这个可真是不用像其他，像国家那个，那么不确定，这个非常确定，这个几乎是到七十没有不乱的。很遗憾，香港二零一二年就到七十了。但你说破嗓子没人听，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殖民化问题，诸多问题。
税赋均衡理论呢，它有一个最佳结构均衡点啊。为什么叫最佳结构均衡点呢，就是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时候太复杂了啊，这个国家太复杂了，它有不同的特质啊，有不同的天赋啊，所以你不能用一种静态的啊，一刀切的啊，寻找这种均衡点。它应该是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啊。比如说中国刚建国，五十年代，需要集中所有的资源啊，那总制度成本可以高一些啊，高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历了七十年，我们现在不错了，我们可能不需要这样啦，那么我们总制度成本可不可以把它回到百分之三十这个水平呢，或者回到三十以下呢？
最佳均衡点呢，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这个动态的平衡点呢？我觉得一个伟大的财政学学家或者财政专家，应该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去制定。首先是寻找，然后去制定这样的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具有指导性意义，对一个国家的财政制度、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伟大的经济学家，那么找到了这个均衡点，这个国家可以处在一个最佳状况往前发展，既不会扭曲，也不会出现失衡。当然，这是个理想状态了，学术总是追求理想状态，像这个理想状态是很困难的。我们在研究广义税赋论、广义财政论里面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税赋均衡理论里边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警戒线，警戒线是双重警戒，就是比如居民广义税赋太高了，到了百分之七十要动乱的，不行，居民广义税赋太低了也不行，因为政府消失了，这个也不行。居民广义税赋要有一个合理区间，要有个警戒线，就是我们说是最好的、次佳的、危险的和极度危险的，把它划分成不同的时点和时段，我自己在书里边做了六个段。我今天不讲了，这个将来出的书大家可以自己慢慢看，好多东西，我也不缺。
今天讲这个广义财政论呢，我就不想讲那么多东西。确实这里边不涉及到学术的东西，我就把基本的原理说一说就算了。最后一个部分它非常重要，也是我在写广义财政论里边碰到的难题吧。因为其实广义财政论里边的三分之一的内容，它不是一个财务问题、会计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所以广义财政论呢，它就是超越了我们一般经济学著作的编辑。它里边涉及到先发、现正和普通的法理、原则，我们说一下子税政的法理原则及现正意义。
一个国家一旦建立，就立刻面临钱的问题。通常仗打完了就是钱的问题，仗打完了就建立了国家了，国家一建立就是解决钱的问题。钱就是税，钱的来源就是税，几乎没有例外。人类所有的宪政的建立，都是源于议税。记住这句话，宪政的源泉是源于议税，议税就是讨论税赋，当代的宪政文明，就是这种三权分立。这样这个原则和这个文明的出现，也是源于议税。
将来大家有空到英国去玩儿。这个不要光看这些东西，可以到索尔茨伯里大教堂去看一下是那张羊皮卷。那个羊皮卷就是大宪章嘛，就是英国的宪政运动的起点。它是以二十八男爵带剑议税，就是因为英国这个国王呢，他老是他不听话，你给他钱了，他就胡闹，娶好几个媳妇，花天酒地的乱花钱。所以这个纳税的主体呢，就是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地方豪强，就是这个二十八男爵，他们开了个会讨论，说到底给国王多少钱呢。
鉴于国王的表现一向不好，所以大家决定给国王一笔钱，只允许他建立一支海军，为什么呢，因为英国老跟法国打架，跟法国、西班牙、荷兰可能海上冲突不断，所以呢需要一支海军。这支海军单一谁也建立不了，所以那么大家都拿点钱交给国王，让他建立海军。所以你到今天看英国有皇家海军、皇家空军，英国没有皇家陆军，陆军是地方武装，是归二十八男爵的。所以你看到牛津旅，你看到曼彻斯特旅，那就正常了，就是他们当时就这么讨论的，因为陆军在地方手上。
陆军呢，在地方的，我们管他叫地方的土豪，或者是军阀、财阀都可以。在地方的手上，他们就能够控制，仅仅拥有海军的国王，国王只拥有海军，形成某种平衡。他这个平衡就是(宪政的)宪的来源。后来每年开一次议税的会议，就把它变成了议会。后来钱交给国王还是不行。我们帮国王找一个总经理叫首相，后来就形成了经常性的讨论。就形成了经常性的会议啊，就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大家记住，宪政源于议税，议税产生了宪政，这可不是个民主运动。这是二十八男爵带着剑去跟国王讨说法。这件事情本身跟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没有必然联系。要真正的理解民主与自由的过程。有的时候看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神奇。中国的所有的盛世，大体上跟他们一样，也没有底层民众，或者是奴隶们参与的过程，这个事情是没有的，宪政源于议税。
第二句话，你们要记着啊。第一句话我刚才说了，第二句话你要记着，人权，或者是民权源于税权。你是不是拥有人权，人民是否拥有真正的属于人民的权利，实际上是源于你议税的权利。如果没有议税权利，你没有人权，你基本上是奴隶，因为你不能议税就是你不能讨论你的价格，你就是奴隶，奴隶主怎么买你怎么卖你就是怎么买你怎么卖你，当你们可以讨论你的价格的时候。这个税权就是你的价格，你才可以谈上你有了基本的人权，或者这些人构成的人民有了基本的民权。我得一个结论吧。议税能力是民主水平的象征。
请记住这句话，议税能力才是民主的主要象征，或者是主要特征。议税能力是民主的主要特征。民主，你要看他能不能议税，如果不能议税，你有选票有什么用？你要那些东西干什么。就有媒体有什么用呢？你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我星期一在岭南大学讲课的时候，跟同学们讨论了民主、自由的真实含义。
我在讨论的时候，我说到了台湾的经济学家马凯。我与马凯约略在十年前，在潮州这个地方，有一次开会，我们俩有一场关于台湾经济的激烈辩论。就是我以请教的方式在问马先生，我说：马先生，这个蒋经国专制时期，台湾经济高速发展，后来到了李登辉时代，到了陈水扁时代，民主了，怎么经济就下来了，难道你也认为台湾经济发展到一个水平之后，就后继乏力了吗？你能否解释，民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马先生看了我半天，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希望你用算法，用精确的算法告诉我，不民主和民主对经济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到底是民主好呢？还是不民主好呢？假设民主好的话，台湾的名义民主，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一下就跌下来了，而且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假设不民主好专治好的话，这和好像我们平时学的经济学的，这个理论不太一样吧，至少跟哈耶克说法不太一样，那不是走向奴役之路嘛。希望他做个解释。
马老师看了我半天说，当然是民主好了，难道大陆这样的经济高速增长……他的言外之意，这样不民主好吗？后来我说，反正我知道你们也解释不了。因为当时还有台湾的一个院士在，还有其他的朋友在，还有北京的一些学者在。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做三十分钟解释吧。我就解释了，基于我对广义财政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得出的结论。我首先说，台湾实现的那个民主，没有人民的议税能力，是假的。
香港，英国人给了它民主了，可以选举了。香港的普通人民有议税能力吗？没有。这个民主也是假的。所以我告诉马先生，我说，你们后来经历的民主，比起蒋经国时期的专制，更加的不民主。因为蒋先生活着的时候，我说的不是蒋介石，是蒋经国，蒋经国先生活着的时候，他心里边还有人民，他作为人民代表，他有议税的能力，他代表人民议税了。所以，相对而言，民主程度更高。
我说我不是想颠覆你们，因为你们的民主的标准被别人骗了，你们不知道民主的最高标准，就是人民的议税权利和人民议税的能力。如果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能力，不要谈民主。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以为民主的国家，比如说印度，比如说菲律宾，他们那个民主是一个非常形式的民主。这种形式上的民主也被英国人交给了香港人，香港人完全不知道这不叫民主，因为没给他们议税的权利，也没有议税的能力，他们比以前更加没有议税的权利和议税的能力。他们走向了资本专制。
本来今天晚上是讲课的，讲学理专制的，怎么讲着讲着又变成很激动的演讲了呢？回复一下子情绪。我们还是好好的讲课，讲课就是讲学理，不能瞎激动。马先生他们听完我的话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我说我讲完了，你们接受吗？他们几个人想了很长时间，觉得有道理，但认为有问题。他们说那你们认为现在中国大陆的，这种不民主，比我们更民主。我说是啊，我党在很多意义上，代表着人民的意愿。
也就是说，中国人民存在着通过我党进行议税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有时候表达得还不错，所以表达为议税能力，所以我们比你们更民主。你们的民主，本质上是人民议税的权利，已经被资本僭越了，变成了资本专制。而你们茫然不知将资本专制当成了民主，以至于你们丧失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我跟他说，我说我到香港的时候，我初到香港，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的国民收入、gdp是中国大陆的一半，百分之五十。现在呢？百分之四。
那么如何让人民拥有议税的权利，同时，如何提高人民议税的能力呢？我刚才讲了二十八男爵的故事，就是豪强，地方豪强跟国王议税的过程中，不小心照顾了底层的民众，它是一个副产品。我再回到说说我们的汉唐，中国的汉唐，我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中国古代的财政史。我们说说汉唐的盛史。
为什么会有汉唐的盛世？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相对于完美的、相比较完美的政治治理结构？为什么？是因为三方斗地主的模式，导致盛世的出现。哪三方斗地主？汉朝外有匈奴，唐朝外有鞑靼。外面那个地主天天闹腾，你得对付它，所以需要一支强悍的军队。汉朝内有王，内有王和士族。唐朝十三个世族，差不多就是整个的天下了，比二十八男爵少，十三个大户，基本上占据了唐朝的主要的税赋来源。
刘邦从平民到皇帝仅仅八年，他设计了一个怎样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平衡？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记得魏征的女儿想嫁一个当时士族，哪个士族啊？姓什么我忘了，嫁一个士族的孩子，是嫁还是娶我也记不得了，那个世族不同意啊，你以为你是宰相，他就干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世族，那个位置大概是相当于王的这个水平，当然汉朝的时候也是这样，雄踞一方啊，他是税赋的来源。皇帝啊，外要跟匈奴取得平衡，内要跟士族取得平衡，他必须在自己处理这个问题上要有说服力，就大家都觉得还不错，所以就出现了二十八男爵与国王议税的这样的局面，谈出了一个好制度，谈出了一个好结构。
你看，好的东西是这样出来的，是个三方斗地主的模式，是啊。那么今后还有二十八男爵与国王议税吗？今后还有三方斗地主吗，不会了，不会了。今后的局面就是我在另外一本书，将来假设我们还有有机会啊，或者是有这个缘分，我们将来可能会讲一下，我写的新社会主义通论，就是社会主义，里边谈的还是这个民主问题，还是个议税的问题，就是可能的议税方法，那么将来呢，在信息社会啊。2015年，我们已经进入。
2015年，我们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了。在信息社会，在区块链技术的广泛运用的背景下，人民的广泛的名义或者人民的共识，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充分表达。这种共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议税的权力和议税的能力。比较麻烦的是，这个事情他还是一个未来时，会拖得比较长的一个过程。比较漫长的时期和过程。有些事情还是一个启蒙教育过程，因为个人的主体性的复苏，甚至阶层主体性的复苏，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需要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税政的法理原则和宪政意义，在香港这次动乱中表达的非常清晰。香港的危机是一场深刻的宪政危机。什么意思呢？就是香港肯定税政出了严重问题，而什么叫宪政危机呢？就是香港的税政危机，意味着普通人、资本和政府三方没法坐下来聊天，因为宪政结构出了问题，正常的现正结构，完整的宪政结构是可以谈的，可以聊的，但在香港没法聊，聊不了，才上街，一万不行十万，十万不行百万，百万不行，打砸抢烧。
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你看到区议会、立法会、全国人大代表，没有一个劳工，全部是工商界，都是有钱人，他们制定税法，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唯一可以制衡香港的是祖国。如果祖国制衡的能力没有了，也被削弱了，最后就是动乱，你懂得祖国对香港的意义吗？台湾人懂得祖国对台湾的意义吗？
反过来，祖国懂得香港的意义吗？祖国懂得台湾的意义嘛？在中国存在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情况下，我们是一个准的三方斗地主模式啊。他对于中国的制度进步，对于中国的体制完善，建立完整的宪政结构、宪政体系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第一代领导人了不起啊。真的很厉害啊！所以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机会建立更完整的宪政结构。
广义税赋里边讨论的税政的法理原则和宪政意义呢，我就跟大家汇报这么多吧，原来是想把香港的这个教训说一下子，就是香港的这个教训，就是香港在71年到83年的时候，曾经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非常优质的税政体系、税政结构。那个时候呢，也真的很巧，也是形成三方斗地主。因为中国的压力，因为六七暴动民众的起来的反抗，再加上这个这个资本的这种这种情况。就是在资本、民众和中国的压力之下，麦里浩找到了平衡点，所以黄金十二年。
我这几天背这个课的时候，其实我有时候经常就是挺激动的。我背这个课的时候，昨天晚上又没怎么睡，星期天晚上没怎么睡，是因为要去岭大，这个有点怕的有点怕的。因为这个香港大学这都成什么样了，都成战场了。我去的时候还是有些紧张的，但我倒是没有什么恐恐惧感，我是我是怕我自己讲的不好，我怕我不知道该如何与那些处在一种癫狂状态的学生对话，我有时候会有压力的。
所以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但确实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也放开自己，我不做任何设防。如我讲的不好，我愿意承受皮肉之苦。如果没有说清楚的话，那是我的责任呐。嗯，我跟你们讲的时候，我没有这个压力，就没有皮肉之苦的压力。但是在整理的过程中呢，又让我回到历史，回到重大的、众多的历史事件中，我对人生有诸多的感慨，感慨万千。又睡不着觉，今天课讲完了呢，我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几天，休息一个星期。
我其实总是担心我这个课呢，呃，讲的，但我们就这样讲下去吧。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变成了教科书式的讲法，就也不、也不生动，也不好玩儿，其实可能也不好用。所以我们就这样讲吧。呃，唯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这个课里面经常会涉及到一些当代的敏感的事件，甚至涉及类似于像宪政这样的敏感的词汇，就是我们讲课的内容仅供诸位参考。除了上个周六的谈话以外，其他的都不要对外泄露或者透露。
嗯，我爱大家，大家心疼我。所以我们不找麻烦，我们维护这个平台。让他完成给十八个月。这十八个月之内呢，尽量不惹事儿。我有时候讲课的时候，会比较激动。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话没勒住，说了，说的有点激烈，你们帮我圆场，帮我打圆场。我们不添麻烦，投资的事情大家不用担心。按既定方针，一切都按既定方针，不错的。
呃，我下周可能会出个差，出个差呢，下周的讲课呢，出差的时候尽量不调整时间，还按原时间去安排，我还是在整个路上把该背的课，该准备的东西准备好，那么我们就下周见了。呃，保重身体，注意安全，一切顺利，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