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的政治悖论、对大会的体会、当下热闹的国际金融形势》
大家好，今天是11月5号，星期六，壬寅年十月十二日。今天是聊天，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是：经济理性的政治悖论。时间如果够的话，我们聊一下子对大会的体会，再聊几句当下热闹的国际金融形势。好，我们三点钟开始，一会儿见。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1月5号，壬寅年的十月……我看一下，这时间计算上怎么好像有问题呢？是壬寅年的十月十二日。是我备课的时候，笔记本上出现了误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经济理性的政治悖论。时间够的话，对二十大做一个一般性评述，另外谈谈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
好，先说说为什么要谈“经济理性的政治悖论”。其实这个题目我在本周周三，在跟一位香港的朋友对话里边提出这样的一个课题。这个朋友被国内的好多朋友、香港的好多朋友认为他是比较右的、比较右翼的朋友。我自己的想法是，一个真正的思考者应该在左边、在右边，都应该有所言说，所以我也给右派的杂志和报纸写文章，也在右派的平台上说话。
或者是真正的思考者，或者是别人把我当成左翼或者左派，应该有勇气站到对方的阵地上去言说。好多朋友说：你怎么能在右翼的平台上写文章说话呢？我倒是想问：如果都在窝里边嚷嚷有意义吗？所以我倒是觉得真正的思考者应该是我心居中，穿越左右来做某种的言说。其实经济理性的政治悖论，这是我们对中国当代经济和政治的一个比较深层次的哲学解释。
我们认为中国建国七十三年以来，经济是理性的。无论是土改，无论是大跃进，无论是文革，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也无论是改革开放中期，也无论是改革开放的后期，我们把中国的建国以来的历史分为六段，它都是经济理性的，它都有它的特点。但只有经济理性，唯其经济理性，我国才能完成工业化，并且创造人类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经济奇迹。这是经济理性的结果。
然而，经济理性必然在政治上表达为主体性、适应性和创造性。它是特殊的，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因而它也是不容易被西方国家所接纳、所接受、所认同的，即所谓的政治不正确。按照西方的观点看，我说的是西方发达社会的观点看是政治不正确的。这件事情在近五年内达到了登峰造极，就是全世界（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观感越来越差、认同度越来越低。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政治悖论。如果中国按照西方的逻辑，政治正确了，那我们经济就是非理性的。
经典的案例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拉美，上个世纪9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地区，他们走上了一条按西方标准政治正确的道路，而经济上是非理性的、彻底的失败。他们至今仍然在为那个政治正确付出惨烈的经济代价。而我们中国七十三年来，一直政治——按照西方的逻辑——政治不正确，但是我们的经济是理性的、是正确的。我们在前30年顺利地完成了工业化，在后40年顺利地完成了中国全社会的工业化升级，并且在经济领域进入了毫无争议的现代文明，创造了经济奇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需要聊一聊的。我们今天聊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对建国七十三年的经济理性做一点点评述。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理性在建国一开始就表达了，为什么？今天对我国诟病最多的是什么事情？是土改。我们好多的电影都对这件事情——我说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电影，都对中国的土改和工商业改造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攻击。其中，以类似于张艺谋等为代表的一些导演，他们一系列的对土改的质疑，甚至包括获诺奖的文学家。
他们质疑土改是基于西方的政治正确，而它恰恰表达了中国的经济理性。因为用经济学语言来解释土改，它就是一次完全彻底的资产重组。完全彻底的资产重组之后，导致资源的有序的使用和利用，就是资源和资本集中了、集约了之后开始了伟大的工业化进程。如果没有土改、没有工商业改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无法展开的，那情形跟印度无二无别。
所以这个在政治上有可能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然而，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特别是对广大的人民而言，这是理性的，这是伟大的，这是适应历史潮流和规律的，它也是正确的。说老实话，经济理性当然伴随着政治理性。如果政治家没有如此的高度的哲学高度和历史纵深总结1840年到1940年中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怎能在1949年开始土改、工商业改造，并且开启中国的伟大的工业化进程？用短短30年完成了整个西方世界300年到500年的工业化进程，难道不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经济理性的话，我们讨论政治问题如何入手？
难道我们是从小说、文学作品里边看一个地主被土改之后的遭遇，或者是资本家的女儿不能穿高跟鞋、裙子，喝红酒来理解所谓“最后的贵族”，然后来否定中国的经济理性吗？甚至于否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甚至于否定新中国吗？所以经济理性的政治悖论是一个非常好、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命题。第二件事情是关于大跃进，这里边有知识点，就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高速的资本积累，所谓高速的资本积累就是资本积累率在两位数，就是超过10%。
大跃进，资本积累率超过了40%，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啊！超过40%的积累率必然带来老百姓生活的一系列的问题，因为积累太高了，资本积累高那么就是生活消费就被严重挤压，所以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很多人，到后来有人在境外出书攻击大跃进，饿死多少多少人等诸多问题。在政治上按照西方标准，所谓的政治不正确。但是请问一下，没有如此高的资本积累率，没有近乎一代人的伟大牺牲，能跃进吗？能完成迅速的工业化吗？
再就是对建国的前30年可能也算是最大的质疑，至今仍无结论的就是文革。今年七月份杨福家——复旦大学这个老校长去世了，我们在十多年前曾经讨论过一次文革的经济背景以及文革对后世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影响。这个老校长希望我在这方面多做些研究，给出一个可信服的答案。就是他不认为这是个简单的政治选择，它里边应该有深刻的经济背景。
我在这里想说，文革的发生是我们在高速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了资本的某种异化，或者是在文革的初期，也就是在我国建国15年之后，开始出现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苗头。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但用的方法，是这种文革的方式，方法是不对的，但他算是在中国前30年工业化的末期，对工业化的反思和修正。
我一再说文革是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就是文革的寻路，他尝试了如何处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他向左的方向去找了一条路，没走通，于是邓小平向右的方向找了一条路。毛泽东是想消灭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而小平同志走了用社会资本主义加国际金融资本来对旧有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改造，这是一次伟大的试错过程和寻路过程。对经济可能构成某种情况的影响，但也由于文革采取了相对合理的产业调整的方式，以至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在文革十年发生了大的变迁。
中国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开始进行了建国以后最大规模的现代化。中国是两套体系，原来是东北和沿海区域，后来开始向西北、西南迅速扩散，一个备份的体系。虽然整个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中国在建国以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向乡下移动，一次是建国之后的解放军战士的复员，第二次是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规模人口迁徙。不要小看了这其中的含义，不要小看了这其中的含义。
建国后第四个部分是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说小平同志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结构性的问题，早晚会出事，他的预见是对的。所以苏联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没有办法进化，必然走向毛泽东所说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并且严重内卷之后破灭、衰亡、解体了。小平同志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在1979年开始了中国混合资本主义道路，由社会资本主义，所谓的改革就是允许社会资本、私人资本进入到国家资本主义当中去。那会的校办工厂等等等等，乡镇企业等等等等。
随后，打开了一扇大门，允许国际金融资本、国际产业资本进入中国，形成了中国式的混合资本主义。但是小平同志厉害的点在于四个坚持。仍然坚持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社会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为补充的一种混合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模式充分地调动了我国各路资本的积极性，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奇迹。我管这个叫混合资本主义的时期。中国建国以后的第五个阶段是改开中期，改开中期主要是从2002年到2022年，这个时期我们管它叫三观混沌时期。
为什么三观混沌呢？就是在混合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在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媾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异化。所以我们出现了超级地租，出现了超级数据租，出现了比较残酷的资产泡沫，或者是我们出现了在改革中期出现了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的让渡，一度出现了一定情况的风险，当然有腐败的问题、有其他等等问题。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国运真的很好，在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人，这个重要的领导人开启了义无反顾的自我革命。
用自我革命来引领社会革命，这个词提得非常之好。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别人认为是老虎和苍蝇，在我看来这是争主权。两个争，第一个是争人民的主权，第二个争是争国家的主权。将让渡的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夺回来，一个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是为国家安全。所以我们将二十大以后的这个定义为中国建国七十三年里边的第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土改，第二个阶段大跃进，第三个阶段文革，第四个阶段改革初期，第五阶段改革中期，第六个阶段是改革后期，因为我们进入到改革的新阶段。
我将改革的初期定义为混合资本主义阶段；中期——三观混沌阶段；后期定义为“新有社”阶段，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它的特征是“国社金”。什么叫“国社金”呢？就是国有资本主义为主体、社会资本主义做补充、融合国际金融资本。它标志性动作就是迅速拉起机头，开启中国的工业化升级。我们的资本积累率将维持在8%-10%，经济增长维持在5%以上，形成长达30年的慢跑。也就是说，这个慢跑一直都要持续到2052年，让我们的国家彻底进入到一个稳定状态。
回顾历史，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国一直是在经济上非常理性的。我们一直（不论哪一代领导人）对经济增长这件事情是高度重视的，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件事情坚定不移。就是要让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强大起来；就是让人民慢慢过上好生活，这一条七十三年没有变，初心未改，这就是经济理性啊！经济理性，不就是国家安定、人民安康吗？！这个伟大的经济理性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制度，有些时期看上去有点奇怪。你认为“文革”难道不是在调整再分配吗？难道再分配的调整，不是经济理性的吗？
我一直比较在乎对经济史的研究，对中国的当代经济史，我也一直没有放手。但我知道，写当代史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会得罪很多很多人。因为每一个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都有受益者和受害者。人民是受益者，那有好多不属于人民的人就变成了受害者；而不属于人民的人才拥有政治地位、话语权和资产，所以他们会成为对立者、反抗者、仇恨者。所以你写当代史……就像我在香港写了《香港的超级地租》和《回到一九八三年》，几乎把所有人得罪完，所有人的意思包括地产商、包括商人、包括政府官吏、包括所有的媒体人。
但是我还是希望平台上的朋友们，你们和我一道我们共同地梳理共和国的当代史。我们不一定非要落笔，不一定非要给一个结论或者定论，但是我们要积累足够的数据和资料。共和国的当代史首先是一笔经济账，胡鞍钢、清华大学所做的那个抄袭美国的思想库的那个对中国当代史的解释在经济数据上完全错了。什么叫中国建国三十年历史不如民国、不如满清，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是经济增长最落后、最慢的，那个数据完全是错的。我们前三十年如果充分计算GDP的话，
如果得到一个合理的还原的话，每一年都是两位数，绝对是高增长，只不过由于资本化程度不高，是在1979年以后开始进行资本化的，所以资本化现在表达的经济奇迹和高速增长是将前三十年创造的财富在后四十年用资本化的方式变现、表达，而非全部是这四十年创立的。八万个水库是现在盖的吗？不要这样对待自己的父兄。所以我们梳理经济史的时候，要用最科学的还原方法把它还原了，不能再让这些大学的这些老师们和美国人来解读中国的当代的经济思想史，更不能由他们来解读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政治……
我想说到这儿，你们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叫政治悖论了。好，第二个部分我要讲一下政治悖论。十多年前在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韩师，我的好朋友管乔中先生在那儿搞了一个研讨会，我参加了，复旦大学的老校长杨福家先生参加了，还有一个台湾大学教授，未征得他同意，我就不便说出他的名字了。我们俩有一番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点在哪儿呢？就是台湾在经国先生治下，经济增长快速发展，曾经一度台湾与中国的GDP的比例是1：2，就是台湾是中国大陆的二分之一，两千万人口是我们十二亿人口，二分之一。
经国先生去世之后，台湾开始民主化，民主化的结果是：今天台湾的GDP是中国大陆的二十分之一。民主对经济增长有正面意义吗？或者是它是一个负面意义呢？民主的制度和民主的这个政治正确对台湾是好的吗？今天台湾的经济支柱是台积电、是半导体产业，都是经国先生当时创下的工业红利，是那个时候的工业化的家底。今天台独只能趴在经国身上的工业红利上竖起一只绿旗子。民主，是这样的吗？民主，对吗？好吗？当然，我并非说经国先生当时的集权和专制是好……
回顾整个东亚地区，无论日本、无论韩国、无论台湾都是在专制时期迅速完成工业化，并成为所谓的大龙和小龙的。即便是香港，1971年到1981年的工业奇迹也是在麦理浩总督的集权专制统治下，更集权、更专制，是绝对的独裁，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集于一身。所以也是集权和专制下香港完成工业化腾飞的、升级的。反而1983年之后，香港开始陷入到历史性的衰落过程。我与台湾教授讨论的，他是个经济学教授，讨论的是“经济理性的政治悖论”。
我认为这句话翻过来就是政治正确必然导致经济不理性。所谓的西方的政治正确必然导致经济的不理性，甚至经济的崩溃，这就是结论，而且是无数个现实的案例证明的结论。我想说的是，这里边有朴素的经济学逻辑。什么意思？你要不要资本积累？你要资本积累，如果你不是一个强盗国家，你不是殖民者，你不能去抢、不能去偷、不能去骗，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集体吃苦、共同贫穷，完成资本积累。
而能做到集体吃苦、共同贫穷，靠什么？靠什么？必须权力相对集中，甚至在某种高压之下遏止住群体中精英阶层的无限欲望以完成工业化的积累。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所有这些集权的国家和地区，那个曾经集权而完成工业化的人被他们视为民族英雄呢？因为他们是牺牲者，有的时候是很伟大的牺牲者。难道你不觉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付出了一生的牺牲，他们完成了工业化，他们不应该被我们尊重吗？！
难道我们要去尊重趴在经国工业化红利上吸血的绿蛙们吗？他们是政治正确，把民主、自由喊到天上，然后用民主和自由的借口、工具去分割、汲取和转移最后的一点工业化红利。我甚至可以断言，很快我们将看到此轮美元收割后东亚的惨况。这回日本或许能躲过，但韩国、台湾会非常非常之麻烦，是历史性的呀。如果他们的政治不能有根本性的改变，还玩政治正确的话，经济陷入非理性，并且最终走向灭亡。
关于经济理性的问题，我们要感谢三个人：毛主席、邓小平和习近平。要感谢他们能够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正确，不在乎西方的政治正确的描述或者是哄骗，甚至是恶意的攻击。从建国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西方从未停止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攻击，他们忍住了，他们坚定不移地走经济理性之路，这一点非常了不起。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是幸运的。
我在这里边第二个部分我要给一个结论：西方强加于东方的所有的政治正确从来都是殖民者殖民用的软刀子。简述：西方的政治正确从来都是殖民者的软刀子，他们是用来割我们的。这个西方的政治正确从来不是政治理性，也从来不是经济理性，他的政治正确必然导致经济非理性或者是最后走向崩溃。所有后发达国家，甚至已发达国家都面临政治正确的政治不理性的行为导致的经济的严重的扭曲，对吧？
我们环顾一下世界吧，第三个部分我们环顾一下世界。拉丁美洲在二次大战之后，他们迅速工业化，50年代开始，美国人需要为美元充值，先拿拉美开刀，所以拉丁美洲很快去工业化返贫；后来是拿苏联开刀，去工业化返贫。最新的案例是英国，英国出了一个女首相特拉斯，她错在哪里？她要学撒切尔夫人，她要减税。她不知道殖民者的减税前提条件是抢钱、偷钱、骗钱。你不能抢、不能偷、不能骗，就不能减税，这个道理特拉斯竟然不懂。
西方经济学会教你吗？会教你殖民者减税的前提是抢、是偷、是骗，教你吗？没有嘛！特拉斯没学，没有师傅教，经济学家教你都是错的嘛。特拉斯不能像撒切尔夫人一样从香港偷一万亿镑回英国，进行撒切尔主义和撒切尔的私有化改革。你没有那一万亿磅资本的积累，你想减税啊？所以特拉斯她的减税政策一出，英国的债务市场、养老金市场出现严重的问题，甚至崩溃的边缘，英镑竟然跌到跟美元几乎1：1。英国的教训深刻吗？政治正确是那么好玩的吗？
好，在我们环顾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耶伦，耶伦在今年的二月份达沃斯论坛上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大概是五个方面，我今天不陈述了，因为我还得留点时间。我翻译一下吧，耶伦在说什么？耶伦在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美国”。为什么？因为耶伦建议他们的国家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走中国人的道路”。他们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无论是工业化升级，无论是再工业化，那个方向、那个做法都是在学中国，不然的话没有办法。但是耶伦说得很隐晦，为了让政治上不至于不正确，所以她说了五条。
我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美国”、“走中国人的路”。其实耶伦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她是咸水学派的，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一脉的延伸，她说这种事情我能理解的。本来我想简单说一下子我国的供给学派，后来我想了想今天就算了，咱把时间留给别的，以后聊天我们再好好的批评一下我国的供给学派。当然了，二十大之后陆续有文章出来，他们也改口风了，他们又开始要回需求侧了，真有意思，要两边并重嘛。我看了那篇文章，虽然学术价值很低，但态度很好，转过来了；至少不像以前那么极端了，有改变。
环顾世界里边，我想说一下巴西的逆变，就是卢拉当选了巴西的总统。至此整个拉丁美洲全部左转，他们开始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叫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开始走社会主义道路了。什么意思？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他们已经放弃了西方强制给他们的所有的政治正确，他们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就是广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的道路。我们看到的是：经济理性冉冉升起之后的政治理性，而远非西方的政治正确。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一点概括，就是今天第四个部分，很短，还是我们讲心学的东西。政治的理性意味着主体性、适应性和创造性。我们将心学理论用在政治学理论上面，政治理性就意味着政治的主体性、政治的适应性和政治的创造性。主体性大家都知道，你都主权都不要了，政权还有什么意思？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是根本性的主体性，立法权是政治主权的核心所在。我们不要任何的政治口号。我一会儿评价二十大的时候我会说，我们为什么不要那些耍嘴皮子的说客呢？不要那些政治正确的说客呢？
就是主体性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和人民的主体性，我们要你们？要你们的政治正确？要你们的耍嘴皮子？要你们的所谓的理论和实践，做甚呢？第二个是适应性。适应性意味着我们接受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关于特殊性的描述。历史学派说了，当时的德国，1840年的德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处在一个特殊的地域环境，处在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所以他们要强调他们自己的特殊性。
制度就要适应他的特殊性，我们管它叫适应性，就是任何的政治制度设计必须是符合你特殊性的，你的鞋必须符合你的脚。你的鞋不管多漂亮、多好看，如果是别人的脚型穿在你身上，你走不远，所以这叫适应性。什么叫创造性？没有一条现成的路是你可以走的。中国人当年喊出走俄国人的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在城市发动革命，也并非简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我们还是走出了我们自己的路。我们这条路——混合这条路，是创造性的。所以小平同志有他了不起的地方，这是创造性的，不要认为他没有理论支撑。总结：主体性、适应性……
好，抓紧时间，今天这个聊天聊得很紧凑。第五个部分，政治理性的可能与样式。就是我们讨论经济理性，那么不代表我们不要政治理性，我们不要的是政治悖论，就是政治正确，我们要政治理性。那么政治理性的可能和样式是什么呢？这里边第一条我们要说清楚，政治正确绝对不等于政治理性。政治理性往往在他者看来，他者包括了西方，也包括了我国本土的一些利益既得者，他们认为我们政治不正确，或者是他管我们叫左的、左翼的、毛派的，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所以，真正的政治理性未必等于他者的政治正确，或者是绝不等于。
第二个，政治理性必须强调历史的适应性。关于这一点大家有空可以读我写的那篇长文《掠过弗来堡》，我对历史学派在那篇文里边有一个完整的介绍。那篇文章是我比较喜欢的文章，当然了，里边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还可以再进一步完善。第三个部分，政治理性需要理性而深邃的伟大政治家，这一条非常重要。政治理性是由人来表达的，他往往是伟大的、深邃的、理性的、有高度的政治家，可遇而不可求，只有那些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才会拥有。
第四个，政治理性属于拥有深厚文化背景和哲学高度的伟大民族。有些民族，哦，我们不能说别的民族，不好，为什么总是在悲剧中徘徊？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如此深厚的文化背景、文化底蕴，也不可能建立哲学的高度，他们缺少为这个民族擎一把火炬照亮远行路的思考者或者思想家。我们看到今日之英国的状况，难道不感到这个国家哪里出了问题吗？第五条，也是我讨论第五个问题的最后一条，就是我们反对的不是政治正确，而……
我们现在所反对的所谓的西方的政治正确是殖民者或者是新殖民主义的政治逻辑，他们是软刀子，我们不接受这把软刀子，我们反对的是殖民者的政治伦理、政治学理、政治法理和政治治理，我们反对的是这个，我们绝不反对主体性、适应性和创造性的政治理性。第五个部分就讲这么多，我们留点时间聊点有意思的事情。当然这前面的也很有意思，但真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这里。
好，好多朋友一直希望我聊聊二十大，我想今天聊几句。第一个部分我想说二十大不是一个人的选择，也不是一群人的选择，二十大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集体选择，它选择的是方向、是道路，它选择的是方向、道路，甚至也包含了具体的方法。这里边我要做一点系统的描述。什么叫“有新社”？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
我的教案又写反了，是“新有社”，不是“有新社”，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简称“新有社”。“新有社”我们逐步已经开始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已经形成了中国的政治伦理、政治学理、政治法理和政治治理，“四理”，开始慢慢地形成系统。而且这“四理”我发现正在广普性地被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接受，甚至我们刚才讲耶伦在二月份的达沃斯论坛上讲话，她也接受。“新有社”的这“四理”其实就是二十大最了不起的构建。好多朋友说，好像没看到什么。
看得到，看不到，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看到，所以我说出来。这是第一个部分，这个“四理”的构建。第二个部分，未来三十年将持续保持资本积累率在8%到10%，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这样呢可以维持我国的经济增长在5%以上。其实也不必太高，5%到6%就可以了。太高了可能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可能会耽搁2.9亿农民工变成中产阶级的进程。我们还得富裕的人、既得利益者还得付出一点牺牲，因为我们必须在未来的五年、最迟不超过十年之内解决2.9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