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长者》
耽误了一些时间，今天是2022年12月3号，壬寅年十一月初十，试一下麦。刚才一直在接电话，一些朋友还是不想让我讲，但我已经准备了，我还是决定聊一次。好吧，我们一会儿见。
今天是2022年12月3日，壬寅年十一月初十，今天不是正式课，今天是我们聊天，今天聊天的内容是《纪念长者》。如果时间够的话，聊几句对当下的经济形势的一个判断。今天因为提前说了要聊聊长者的事情，可能好多朋友敏感，就是不断有电话进来，希望我换个聊天的内容，不要聊这件事情。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同一问题，这也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了。而且这件事情我自己认为确有聊的必要。因为理解中国当代史对理解当下、理解未来非常重要，而长者是一个无法越过的一个历史周期，那么我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聊一下。今天出门夫人一再交代，说：“慎言啊，慎言”。
我也知道现在气氛的相对比较紧密，但我自己的一个原则是保持一份初心，每一句话，实事求是，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另外，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不是很在意一些人很在意的那些事情。我珍惜平台的原因是我珍惜我这么多的老朋友、新朋友和同学、学生们，而不是……
我不会因为珍惜而无法放下。有些事情到了一个程度涉及到的就不是一般性的利益了，它涉及到一个人的底线和原则。在这些问题上，其实没有多少商量的余地。所以我决定还是把我想说的话、想谈的事情，聊一下子。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知道有些话也只能由我来说出来。
我在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老三论”和“新三论”，我们今天先谈一点哲学。“老三论”是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新三论”是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还有认知三论，认知三论是本体论、三世界、小世界，所谓的认知三论。其实我反复的在强调耗散结构理论，我也希望大家有空如果有兴趣了解哲学的话，“老三论”、“新三论”和认知三论还是有必要过一下子的。因为对提高你对世界的理解有巨大帮助。
为什么我如此在意耗散结构理论？就是当普利高津的物理学原理运用到社会学的时候，它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以一种社会形态向另外一种社会形态转型的时候会出现大量的能量损耗。当这个能量损耗过度的时候，他就是会出现耗散现象。所以协同论和突变论构成新三论对于理解社会形态的转变就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大家可能难以想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批如我这样的年轻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思考中国如何跨越这样一个耗散结构。前两天有朋友说，中国历史上的变法无一成功。我说，那是因为你没有通读历史，或者是没有读懂历史。我个人认为，从毛泽东进入邓小平时代，从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变法。我们现在可以初步的确认他成功了。
这个成功居功至伟的当然是邓小平，因为这个时代是小平时代，但不是邓小平一个人可以办完所有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正好在邓小平时代的转折时期，在不经意之间，他完成了这样难以想象的历史使命，这个人的名字叫江泽民，我们尊称他为长者。
无论国内的思想界如何评论他，也无论海外的思想界如何评论他，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基于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哲学高度和基于我们这些人应有的历史纵深，给予一个人一个历史性的评价，这个评价……，当然下周会有一个评价。但我想我做为一介草民，一个远在边陲的思考者，也是可以谈谈自己看法的。这些看法对或不对，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毕竟是草民。但我们的思考，不仅仅是为了过去，也不仅仅是为了当下，我们还必须要直面未来。
所以我用“新三论”里边的耗散结构理论来开启今天的聊天。我本来想将“老三论”、“新三论”和“认知三论”介绍一下。不过，这事要弄完了，就又变成了哲学课了。也好吧，我们在以后聊天儿，有空闲的时候我们聊聊。因为我觉得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孩子，还是要懂一点哲学的。懂一点哲学可能会对世界、对人生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样也许更好。
请允许我这个业余的历史研究者，将建国以来的当代史进行我的历史断代。我将1949年到1979年划分为中国工业化时期。当然工业化起点不应是1949年，应该是洋务运动，这个工业化的完成时期也不应该是1979年，我是个初步的断代。
如果你真的读懂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你真的读懂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你当然知道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化。所以我将中国资本化的进程从1979年开始，1989、1999、2009年，就是1979年到2009年，我将它定义为中国资本化的时期，这是第二个断代。第三个断代是从2009年到2039年，我将2009年到2039年定义为中国的社会化时代。
我重复，19491979是工业化时期；19792009是资本化时期；2009~2039是社会化时期。我知道，这有些粗放，但你知道不进行历史断代就很难评价历史人物的。先谈了点哲学，然后再谈点历史。上火以后有一点儿不舒服。
小平同志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已经讲过N次了。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当毛泽东意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有问题的时候，就是我国在工业化最激进的时候，小平同志也意识到相同的问题。在他这个下野的时候，在江西的小平小道上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意识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而改造国家资本主义需要引入社会资本，引入海外资本、国际资本。引入社会资本就是变成后来的改革，实际上是允许民间经商。
再就是，所谓的改革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所谓的开放是允许国际资本进入国家资本主义。1979年，当小平同志可以引领这个国家的方向的时候，他是明确的，作为一个班长、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是明确的。当然，小平同志直到他去世也没能够完成类似于马克思的或者是类似于列宁的或者是类似于毛泽东的理论归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在北京，就是我还没有离开财政部的时候，我们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今天看来，实践理性有的时候是高于理论理性的。另外，实践的确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只有伟大的实践才能产生伟大的理论。只是我们这一代人依旧是对不起我们的前辈，我们依旧对邓小平时代没有完成理论的归纳与概述。1979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改革和开放。
整个的80年代，我们正好处于一个高歌猛进的年代。我是六零后，80年代的年轻人，你知道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心潮澎湃的历史时期呀！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有一个时代年轻人的特征，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更喜欢读书和高谈阔论。我印象里经常披着军大衣不回宿舍，就在办公室，铺报纸席地而睡，读书、写作。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和想象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多疯，因为对钱、对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什么兴趣，也不懂得……
请原谅今天的信号确实困难一些儿，就是我讲完了以后，发不出来，请原谅。年轻的我们不懂得蝇营狗苟，不懂得如何赚钱、如何晋升，我们在思考问题，而且其实想得挺深的了。后来我在香港的《亚洲周刊》上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的未来不在街上》，谈的是我们那代人，我们正在进行深刻的思考和最艰辛的努力，希望能够将改革开放进行到一个阶段。
整个的80年代就是在这样一个气氛中进行。但80年代我们遇到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那么简单，因为是从一个社会结构向另外一个社会结构转型，它有能量损耗。什么叫能量损耗？为什么历史上的变法大多不成功？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建设必须对旧的社会结构进行彻底的否定。在80年代就有了伤痕文学，有了对前三十年的否定，这个否定的过程，有的时候非常的激烈。
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今天敏感，不应该再提人和名字，但这两个人我还是要再提一遍，一个叫张五常，一个叫萨克斯——美国人。因为他们去到北京，去到哪哪哪，见了谁谁谁。好多人后来以为给苏联的、给俄罗斯的500天休克疗法，是第一个给苏联和俄国提出来的，错了，是给中国提出来的。当时整体上，在我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几乎是一致对历史进行否定的。
什么意思？就是要否定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的，当时他们不知道那个应该叫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要否定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他们要一步迈进市场经济，他们也不知道后边那个叫什么资本主义。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最后在国家资本主义加入社会资本主义、加入国际资本，形成了混合资本主义。当然了，我们可以定义为他们叫某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本质我们必须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否则还要犯历史性错误。
80年代，我们的一些……，也不年轻了，只是比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年轻一些的政治家，是有一定冲动的。他们是觉得国家资本主义不好的，几乎是想全盘否定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个情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的末期出现过，90年代安静了一段时间，新世纪的前十年再次出现。最近又出现。因为大家不站在哲学的高度，不懂耗散结构理论，你怎么会懂协同论和突变论呢？
还好，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们知道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根子，由国家代表人民持有一切资源和资本，是中华民族完成工业化并进行资本化的必要条件，是根基，不能破坏掉。小平同志虽然没在理论上讲协同论，但是小平同志提出了四个坚持，这就是协同论，这就是历史上的协同论。
然而在经历了那场风波之后，小平同志垂垂老矣。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1992年老人家“南巡”，再一次开启这个大门，允许引入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而此时来践行“小平理论”的那个人，就是江泽民同志。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还有李鹏同志、朱镕基同志等一系列的那个时代的优秀的政治家们，他们做的非常出色。
如果你没有读过经济思想史，你只是看社会现象的话，特别是你只是看文学作品的话，那你肯定会对资本化的过程深恶痛绝，因为资本化的过程是一种非常残酷、残忍、丑陋、肮脏，问题很大的一个过程。但资本化又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必须经历的过程，朱镕基是整个中国资本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人，而江泽民则在这个时候完成了历史性的协同。
这个协同有诸多历史事件作为标志，其中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件事情是1994年分税制，将一部分财政主权做出让渡，开始为中国的资本化缔造一个前提条件。每一件事情在正确的时候都会有负面效应。我国的资本化肇始于土地财政，肇始于地租，我们没有地方去侵略，我们没有殖民地收入，我们只能如此啊。
然而，我说了，经济学上没有对错，只有个边际，这件事情一定有后果。无论是地租，还是后边的数据租，它是资本生发器，但它有边际的，越过边际之后就走向毁灭。所以土地财政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它必须有时间边界。它的时间边界应该是2004年，可惜呀，这件事2004年没停下来，2014年取消了分税制，央地税合并，习主席把它做成了。
第二件事情是联系汇率。我说过中国的人民币1948年建立，在1955年之前，中国拥有一个我们骄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货币。但随着1955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加入到了华约组织的东方阵营，我们实际上这个货币是跟卢布挂了钩的，不是后边的那种联系汇率挂钩，但是作为计价逻辑，我们是走卢布的。这件事情持续到1995年，40年后，朱镕基同志将它改为与美元挂钩，就是联系汇率制度。
今天的人不懂分税制是引入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和渠道，也不懂1995年联汇是引入国际资本的重要的方式和渠道。小平同志厘定了一个方向，但是小平同志没来得及落实。而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阶段，所谓的胡赵时代，他们未能完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协同和突变。这件事情，长者居功至伟，他既摁住了底线，又打开了窗户，这件事情很了不得。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加入WTO，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因为中国不仅仅需要国际金融资本，更需要国际市场。不要小看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的完成不容易，四个字，忍辱负重。因为中国毕竟是从1949年到1979年那个时代走过来的，那个时代的人都还在，他们接受不了这种变化。所以内部的协同难度之高，可以想象。同时，你要进入世界，别人给你的挤压和欺凌，也难以想象，那个协同也非比寻常，但是长者协同下了。
今天的人，想着一个痛快，如何如何威猛，快刀斩乱麻。不是的，耗散结构理论要求的就是协同。在高度协同下，抓紧时间完成突变，由一个社会形态转向另外一个社会形态，古今中外历史上成功的案例极少，我们做成了。所以听闻长者过世那晚，我落泪了。朋友们觉得，我不是多愁善感，我也不是对什么人特别……
我既不是那个时代的获益者，也不是那个时代的失败者，在很大程度上，我其实只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只是这个时代中的一粒微尘。然而，可能因为对哲学和历史感兴趣的原因，可能我的感受更强烈一些。我知道，有诸多诸多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闻等等，有正面的，有负面的，等等。但我们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我们要看历史进程的关键的事情是如何完成的。
如果说资本化经历了三个时代（三个时期吧）：一个是胡赵时期，一个是江朱时期，一个是胡温时期。那么江朱时期具有决定性，它是协同和突变同时存在的一个特殊时期。我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我自己知道，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总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会有不同的阶层和阶级受损，总会有内部和外部的巨大的压力。然而能顶住……
并且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历史进程。我自己算是对历史涉猎比较深的，我人生的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读史，不光是读中国的，也在读西方的史。我想我比很多朋友读的可能多了一些。你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中国1979年到2009年发生的事情的确是史书上罕见。
因为在如此重大的历史变革之中，中国没有内战，没有外侵。当然没有外侵要感谢毛泽东，两弹一星之后，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对中国动手，我说的是军事上。不代表不可以颜色革命，不可以搞经济上的小动作。内乱，我是说资本化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阶层或者是阶级的利益受损，这种内乱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小平同志在，所以那场风波处理完了，但那场风波的处理只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最终的解决靠的是经济。
要靠经济的发动，要靠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缓解积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现在，你理解我为什么在长者去世之后会落泪了。因为他们做对了，他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将垂直下滑的机头拉起，让中国经济在短短的时间内重新起飞。
然后得以解决如此严峻、深刻而广泛的社会问题。我知道，好多朋友将我视同为左翼，而左翼的朋友又对我有很大的意见，主要是我肯定邓小平、肯定长者、肯定朱镕基的一些做法。我一会儿会谈每一个做法背后的负面的影响和可能性。我再一次强调经济学上是没有对错的，因为经济学讲的是边际，过了就错了。如同当下的那个事情，什么事情不能过，过就错了。
1992年南巡之后，小平同志基本上是权交了，权交了之后，路怎么走？当然，镕基同志的入阁也算是小平同志最后的安排。当然了，这个事情不是你安排就行的，还有一个协同的问题。我并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和1995年的联汇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决定，不是的，它是那个时代唯一、必要的选择。
我再一次重申，它是有负面意义的，它甚至具有某种投机的特征。分税制是用土地财政来解决地方财政的困难，联汇是为了解决出口上的困难。分税制将中央的财政主权让渡了地方，甚至让渡了一部分外资。联汇是将中国的金融主权让渡给国际资本，它是有损耗的，它是有问题的。但在那个时候不做这两件事情是不行的。后世人要懂这两件事情有时间极限，有边际。
如果你不懂，你就变成了香港这帮狗奴才，将香港的联系汇率奉为金科玉律。我见过那个白头任的，其实在我心里边，我对他们是非常鄙视的。虽然他们在国内拥有崇高威望，怎么可以用这样的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将香港的血汗转移往英国，疯了吗？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让渡一部分的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从而获得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进入完成资本化，它有历史的必然性，在特定时点是正确的。
然而不知道往回走，它就又错了。这事情不能全怪长者和朱镕基，因为他们分别于2004和2002年离开了中枢。当然我也没有想抱怨其他人的意思。好在2014年央地税合并，结束了分税制，2015年结束了联系汇率。虽然这两件事情到今天还没有办利索，但是我们注意到，在特定历史时期，长者做了他应该做和能做的正确的事情。
也正因如此，成全了中国的经济腾飞。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幸运的民族，是个有福的民族。我们在需要工业化的时候，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我们在需要资本化的时候，有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这样的人；我们在需要社会化的时候，我们有了习主席。虽然习主席可能比他们更难，真的是更难。因为社会化的过程也很难。资本化之后，会迅速走向极端。
就像国家资本主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叫军国主义。说一下子，德国和日本都是国家资本主义，他们走向了军国主义，苏联走向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都是死路一条。想改出来，第一个改的是毛泽东，路径有问题。邓小平思考之后寻找了另外一个路径，路径对，但路径对还得有执行者，出现了长者。现在我们的资本化进程又进入到一个极限，需要进行社会化了。而中国真的幸运，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人，一个重要的人，他正在做这件事。
二十大，我为什么夸这一届会？夸这个新的团队，因为这个活儿是苦活儿、累活儿、脏活儿，不太容易的。我的一些专访发不出来，我一再说“经济理性的政治悖论”。当中国每一次经济理性的时候，在政治上都被西方认为是悖论，就是政治不正确。但是我们如果按照西方的政治正确做的话，我们经济上一定非理性，我们又会变成日本、变成苏联。我们宁愿要政治悖论，我们坚持经济理性，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可能并不会有那么多的掌声和鲜花。
赞美的话差不多说完了。一个人既能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能继续改革开放；一个人能解决两大基本问题——资本稀缺和国际市场，同时维持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又能维持内部的政治平衡和国际的政治稳定，长者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虽然国内、国外，思想界、理论界和学术界，未必有那么高的评价。
然而我、我们、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代人，懂得尊重父兄的。我们对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人，当然给予应有的评价，这个评价我个人认为不过分。那么有没有遗憾呢？当然有。这个遗憾可能非长者之本意，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资本化的进程中，一定会出现三件事情。
今天讲不是讲长者做的不对，是讲资本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情。如果长者连这三件事情都解决好了，长者就是圣人。第一个是资本化的过程中，立法权一定会出现让渡。当官僚和资本家进入全国人大和政协的时候，立法权的让渡开始了。当然立法权的让渡也是资本化的一个前提条件，但立法权的让渡会动摇国本，这件事情在特定历史时期它发生了，但它将来必须解决。
第二件事情，在资本化的过程中，必然是一个相当于美国西部大开发的冒险进程，所以必然伴随着恶劣的司法腐败。这件事情它有它历史的必然性。但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优秀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懂得，这件事情必须解决，它不可以持续。就是立法权要回归到人民手中，它不应该被资本掌控；司法权要回归人民手中，它也不应被资本掌控。
第三件事情，就是行政体系的恶性膨胀问题。我们既要防着资本，也要防着国家资本主义带来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因为资本化的过程中，官僚是受益阶层，官僚体系在结构上，官僚体系必然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相结合，形成对国家和人民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三件事，立法权的让渡、司法的腐败、行政体系的恶性发展，都必须解决。
我想说的是：站在哲学的角度看，工业化是有好处的，但它也有坏处；资本化是有好处的，但它也有问题。我们看到好处，利用了它的好处，我们也要看到它的问题，要解决它的问题。就如同我们不能要求毛泽东解决工业化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要求邓小平解决资本化的问题，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这是后来者的责任和使命。如我们不能解决，那要后来者做什么呢？最后聊聊两句“继承与发展”的问题。
我对我们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希望。原因不在屋外，而在屋内。因为我们国家走得很快，整个的工业化进程、资本化过程和社会化进程，我、我们这一代人都赶上了。而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毛泽东时代锻造出的这个初心和灵魂，它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改的。这是一次天赐，历史给中国的机遇吧。
外部也有条件，我说内部是说的新的力量，外部是历史的潮流。2015年，我们管它叫区块链元年。区块链,天然具有社会主义属性。好多人说分布式记账，其实，分布记录的不光是一个账，还有历史。不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是每一个人的历史全部记录。这个社会主义被信息化、被科技推到了前面，你不想社会主义，你就没有未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从工业化、资本化到社会化，社会化的前提是人民立法，我看在信息化时代，这件事情不想走都不行。第二，司法的公信力。这个现在在某些西方国家也已经有了数字法官，你只要把案子输进去，那个数字法官就给你结案了，甚至能告诉你为什么法官会误判，他收了多少钱，他干了什么坏事。行政的数字化将使得行政体系透明并且极有效率，社会化已经是接近于触手可及了。况且，我们这一代的领导集体还真不错。
结论：我们可以由毛泽东建立的社会资本主义经历了资本化建成之后，开始重新走入社会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社会主义或者是《新社会主义通论》的这样一个道路。我们将以社会资本为主体、国家资本主义为支撑、国际金融资本为补充，这样一个稳定的、最优化的最有效率的结构。事实上，我们正在朝此方向进行不懈的努力。我就说这么多，以此纪念“长者”。
今天不是很舒服，气力也不够。明天下午三点，如有时间，我再聊几句这个外部的经济问题吧。今天就说这么多，我先休息了，谢谢大家，明天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