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第5讲：《资本论》的目的&方法&风格、郭树清讲话的评述、当下的金融情况&形势》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12号，辛丑年的五月初三。今天是《资本论》第五讲，第五讲要讲《资本论》的目的、方法和风格。应大家的要求讲一下郭树清讲话的评述，然后再聊几句当下的金融情况、金融形势吧。一会儿三点钟我们准时开始，我先试一下麦。好，一会见。
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的6月12号，辛丑年的五月初三。真好啊，终于进入到第三爻。因为怎么说好呢？一直是觉得这个辛丑年的最难的时候还没到，不希望进入到最艰难阶段，但又是希望这个辛丑年赶紧过去。香港极热，而且雷暴一个接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我们今天进入到《资本论》讲课的第五讲，我们一共二十四讲。前四讲算是个铺垫，今天开始进入《资本论》，第一讲是讲的是两场革命、两个宰相；第二场是四个哲学家；第三讲是马克思的一个脉络；第四讲是马克思的出身。今天我们开始进入《资本论》，今天的《资本论》还不能进入到第一卷，今天讲的是《资本论》研究的目的、方法和风格。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也是想讲《资本论》的时候将读书写作的一些要点给大家一并介绍一下子，以利于大家自己读书和写作。
通常我写文章或者写书的时候，我会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目的。我为什么要写？写什么？怎样写？目的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为什么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决定落笔写《资本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和运动，在马克思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在已经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上，这个时候马克思认为必须为无产阶级做一些理论上的准备了。
这个理论上的准备，实际上在已经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或者是无产阶级运动，甚至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甚至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苗头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斗争需要理论。或者说无产阶级争取他们的权利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撑，原有的政论是不足够的，必须给予一个系统的解释。这个系统的解释导致马克思开始坐下来写《资本论》了，《资本论》要回答的是三个层级的问题。
第一个层级，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无产阶级争取他们权益的条件成熟了，所以他第一个层级要揭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揭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这不仅仅是一个雇佣关系，也是一个剥削压榨的关系。这个剥削压榨的关系为工人阶级争取他们的权利，不管是以运动的方式还是以革命的方式争取他们的权利，提供了合理性，但仍然是在法律上不合法的，但是提供了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出于天理和伦理……
出于天理、伦理，甚至部分法理的合理性的阐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而言，比如说我，我可能会在剩余价值理论写完之后结束了，但是马克思没有。马克思第二卷写的是资本流转，他第一卷写的是价值论，特别剩余价值理论，揭开了劳工与资本的关系；第二卷他讲资本流转；第三卷，恩格斯将马克思遗稿整理的第三卷讲的是社会生产的全过程。为什么马克思一直在考虑第二卷的资本流转和第三卷社会大生产呢？因为马克思的目光并没停留在“造反有理”。
马克思的视野并不局限于“造反有理”这四个字上面。“造反有理”解释清楚了，造反之后呢？我年轻的时候读鲁迅的著作，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个小说《伤逝》，后来好像被拍成过电影。鲁迅有一段话震到我了，他说反抗包办婚姻，反抗不自主的婚姻，去跟心爱的人走在一起，怎么办？私奔。问题在于私奔之后呢？鲁迅说私奔之后的结局往往是凄凉的，私奔之后的男女如何面对残酷的生活呢？
私奔之后，用什么来承纳、来包容和承纳那可怜的爱情呢？所以他写下了《伤逝》。可能爱情发展到私奔进入了高潮，但真正的结果可能是“伤逝”——忧伤的伤，逝去的逝。革命也是这样，造反是轰轰烈烈的，革命也可以是轰轰烈烈。革命之后呢？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获得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甚至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以后呢？该怎么办？
无产阶级获取了生产资料，它意味着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第一卷已经开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矛盾产生的原因是生产资料的私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当然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在法律上是合法的，但并不合理，所以无产阶级才可以革命和造反。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如果是问题的话，那么解决私有的方式是什么呢？比如说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什么叫生产资料公有制呢？如何公有呢？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给出的方法是由国家占有。
后来发展为城市的国有企业、农村的公社集体占有，这样的方式行吗？就是城市国有、农村集体所有这样的方式成吗？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晚年的马克思产生了极度的怀疑和忧虑，因为他担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生产资料一旦变成国有之后，那个国有的那个国家机器可能会产生异化，记住「异化」这个词，而且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异化。
这一点也被毛泽东深刻的洞见。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就已经把这事儿看明白、看穿了。当生产资料变成国家的和集体的时候，它是否还是社会占有呢？理论上是社会占有，但实际上它变成了代理人管理。代理人会否发生僭越呢？这几乎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都是明确的，一定会僭越，一定会走向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最后的那条出路，或者是如不进行中间阶段的改向，一定结局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
忧心忡忡的马克思没有写第三卷“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也没有写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如何处理资本或者是资本雇佣或者是资本利得，并没有再写这个东西。在革命如火如荼的二十世纪初叶，列宁仓促写下了《国家与革命》，那个小册子并没有完成像马克思般的、系统的、具有哲学高度和历史阔度的详细论述。我们行动先行了，在知与行上，我们行走到了前面，有限的知。
这个事情到了中国的六十年代，其实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毛泽东说党内有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说的就是代理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那部分人，他们直接触碰到了生产资料，并且他们触碰的生产资料，他们在代理人民管理生产资料、管理资本的时候，他们本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异化，而且异化的过程不会太长时间，是比较短的一个周期。我们注意到了，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就是七十年时间，一代人。一代人的时间，异化就完成了，这是一个非常惨烈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讨论马克思的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其实马克思他写的这个《资本论》，它的风格跟以往我们读过的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到马歇尔，所有的经济学家的著述方式是不一样的，这里边有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它的目的不一样，它不简简单单是为皇家、为政府提供一个对经济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具有某种哲学高度的，或者是某种理论高度的书。它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第一条，这是根本的不同。
第二条，马克思没有从简单的生产过程入手，而是从关系入手，就是从雇佣关系入手。当然谈雇佣关系必须谈商品、货币和劳动力，但是它的侧重点不在生产流转，而在雇佣关系。讨论关系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讨论到关系的时候，实际上三次分配就包含在其中了。所以在研究《资本论》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目的决定方法。我自己的写作也有这个特征，我写 广义财政论 和 新社会主义论(2014修订版) 的时候碰到的都是同一个问题，目的决定方法。
另外，马克思的写作风格也有他个人的特征。其实马克思是受法学教育和哲学训练出来的人。法学教育和哲学训练出来的人，他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非常严谨，第二个特征就是他脱离了一般事物描述，他习惯于走向抽象，走向一般。在抽象和一般的过程中，实际上整个的论述少了故事性、少了激情，它不会像《共产党宣言》那样的，所以《资本论》是不好读的，《资本论》不好读，他一开篇他就直接进行了哲学抽象和一般。所以在读《资本论》的时候，开卷是非常难的。万事开头难，你必须咬着牙走进去。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之后，就被各国的工人阶级接纳和广泛的阅读。它确实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斗争的理论依据，甚至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或者是无产者的圣经。我们不可以要求马克思在那个时候，那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都没到达中叶——现在才是中叶。在初期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上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马克思只是解决了最初期的问题，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造反有理。
至于造反之后的事情，马克思没有全部完成。但是马克思了不起啊，他把资本流转说清楚了，他把社会化大生产说清楚了。如果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实践中掌握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读懂了《资本论》，那么他可以在社会大生产的基础上重建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在这个历史路程上，我们注意到了两条不同路线的发展，就是东马这条线、西马这条线。东马这条线是以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当然，我一直将列宁《国家与革命》指导下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和中国在1979年之前的社会主义概述为国家资本主义，因为那不是马克思晚年内心深处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东马走的这条路是走的一条国家资本主义的路。那么西马呢？关于西马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争议。在中国的党校或者是中国社科院，他们定义的西马是指西方共产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和一部分理论家和政治家，他们在嘴上讲的那个马克思主义。
也就是所谓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或者是议会斗争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逻辑和路径大体上是没有错误的，问题在于进程。西方或者是西马是谁在推进，他们走的方式方法是怎样的呢？这里我可能还得重复一段旧故事。不重复也不行啊，因为这个旧故事可以把事情再说清楚一些。这个旧故事就是若干年前，我一直心里边有疑问，就是我读《凯恩斯传》的时候，我对1905年的凯恩斯当时的状况，我是无法理解的，所以我到伦敦要找凯恩斯1905……
要去寻找凯恩斯1905年在伦敦居住的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去找这个1905年的凯恩斯呢？就是凯恩斯的著作，他的《通论》我仔细读过、他跟他的老师马歇尔的经济学，从关心的焦点到叙事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个不太像他的那个马老师的风格。而《通论》在关心的焦点，就是目的、方法上面，在很多上面它有点像《资本论》。我被两个人的著作，你如果读了《资本论》，读了马歇尔的著作，你再读凯恩斯的著作，你会发现明显的风格上的问题。
所以我怀疑凯恩斯深受马克思的影响，甚至他在大学期间、在剑桥期间，参与了第二国际或者是第二国际的地下组织。我的怀疑是，1905年他从剑桥毕业之后为什么会到伦敦的贫民窟去？他没有留在剑桥教书，没有进入政府工作，没有进入到金融机构或者大型的商业机构，他为什么要去布鲁姆区？所以我带着我深切的疑问，我到伦敦请朋友带我去这个贫民窟，去找到凯恩斯的故居去探访。
后来在伦敦，我发现，到布鲁姆这个地方的人，不光是凯恩斯一个，大概是三十多个牛津、剑桥的高材生，他们大部分人是出身贵族或者是出身豪门，然后他们都去了贫民窟。他的让我联想就是毛主席去安源、走到工人阶级之间去发动工人运动去了。所以我想知道是否在英国、在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有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尽管他们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形式……
在伦敦的研究大体上证实了我的想法，确实有一大批热血青年深受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深受第二国际的影响。他们那个时候在各个国家内部，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英、法、美这些国家，都有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政党，而且有了年轻一代的思想家，他们特别活跃于各个大学，尤其是大学里边精英的学生们——我们如果看到五四运动，大概你就可以理解，五四运动比他们晚10年到20年吧。
但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情形与德国和俄国是不一样的，因为整个的19世纪中叶，就是马克思《资本论》出现，第一国际结束到第二国际建立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政府、政治家开始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甚至很多人是认认真真读过《资本论》的。其中有一个人叫俾斯麦的，甚至深受马克思影响。他可能算是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提出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保障的人，铁血宰相俾斯麦。
德国在整个欧洲资本主义进程里边是一个后来者，在政治体系上他们是集权的。在容克地主构成社会主体的德意志帝国，其实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者是缺乏包容性的，否则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是在英国。而英国相对宽松，英国在政治上是宽松的。它包容了很多、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甚至很多的政党的活动也是在英国进行。这种包容不仅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也体现在社会治理上。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留在伦敦进行阅读，但是我在香港的中央图书馆调阅了一部分的资料，调阅了一部分的那个时期的伦敦的资料。其实在那个时候，英国的政坛、议会和政府里边已经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左翼思想的人士，而且这些具有左翼思想的人士不仅仅是在牛津、剑桥这些大学里边，而且他们的理论论述已经开始走向台面，不是地下了，并且已经开始逐渐的影响，甚至开始推进英、美、法的立法了。
请注意我的描述，在许多的下议院、英国的下议院的议员之中有左倾的人士，而且这些左倾的人士在某种意义上开始推进对底层劳工、工人阶级甚至无产阶级进行某种人道主义保护的立法的推进的工作。这个事情不但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重视，而且也引起英国王室的注意。请注意，在王室中的年轻人之中，也有大量的左倾的人士。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中，英国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有意愿改善他们的治理。
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上的成熟有时候会导致一个国家出现一种和平或者是理性的选择。这个时候政府主动去寻找那些个进入贫民窟的优秀的青年精英，他们其中大部分人最后被请到了相关的政府机构、研究机构，这30多个人大部分被封爵。凯恩斯封为男爵，后来成为财长，为英国做了大量的工作，对英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凯恩斯的《通论》，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它仍然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理论的依据。
西马的更重要的一条线在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一向左倾，那个时候就非常左倾，现在依旧非常左倾，普林斯顿大学。当然哈佛、耶鲁也是左倾的，倒是其他的一些学校，像芝大可能有一些右倾吧，可能是这个是受后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影响，这边的淡水学派主要是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其中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威尔逊是非常左倾的，基本上阅读他的著作，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者，但他是不是某种具有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或者是第二国际的人，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证据。但是1913年他成为美国总统。
我们注意到在威尔逊短短的执政周期之内，美国进行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德国先于美国开始，这个时候美国也开始，法国也在跟进。也就是说在二十世纪初叶，在俄国革命的前后，可能比俄国革命稍早五年左右时间，十年到五年的时间，稍早十年到五年时间，英、法、美都在开始进行体制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并非俄国革命之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通过议会长入，不是的。西马的起点是这样走的，我刚才讲了两个人，一个是凯恩斯，一个是威尔逊，西马的进度并不比俄国十月革命慢。
甚至恰恰是由于西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先行了一步，所以使马克思的预言未能实现。马克思的预言是应该在英、法、美这样先期的、先进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的预言又对又不对，对的是他们没有革命，但他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错的是那个革命恰恰是在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农业文明的国家爆发了。但无论如何，《资本论》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它改写了历史的进程。
其实我今天讲课我可能有点激动，虽然隔着一条线看不见你们，但我还是激情澎湃，像是在演讲。东马是血与火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践行、在实践他们心中的马克思主义；西马在和平、在缜密的讨论中、在不流血的较力、角力中，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西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东方的社会主义改造貌似有冲突，但齐头并进，社会的文明、人类的文明、地球的文明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推进下迅速的进化。
东马的伟大实践终于在走到第三卷的时候，东马遇到问题了，就是马克思没有写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的国家如何处理三权，马克思《资本论》没有回答。在马克思的全集里偶尔探讨到这个问题，特别是马克思的晚年。什么意思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解决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问题，这是一个经济主权的问题。那么政治主权该如何解决呢？政治主权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如何叫政治主权公有呢？
马克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苏维埃共产党获得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理论上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的代表，后来我们概述为三个代表。但是马克思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早就意识到会异化，毛泽东也意识到异化。而且毛泽东的语言是形象的、生动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不是胎生，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胎生、卵生，是化生。只要有了资本，有了生产资料在，它就会化生出来。
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毛泽东都看到了问题。马克思由于还没有见到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他只能在想象中提出一些想法，进行哲学逻辑的推导。毛泽东已经见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意图解决政治主权公有化的问题。毛泽东想法是让人民直接去占有他们的政治主权，所以毛泽东发动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起来夺权，夺了立法权，夺了司法权，夺了行政权，砸烂了公检法，在各级政府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显而易见，政治权力或者是政治主权公有不应以直接占有的方式表达，因为人民无法行使司法权和行政权，人民应拥有立法权，但人民群众不应直接行使司法权和行政权。人民群众砸烂公检法并且行使行政权力的时候，由于专业能力的问题出现了巨大的混乱。文革证明毛泽东解决政治主权的方法是不恰当的、是不行的。所以这件事情导致了七九年之后的另外一种状况出生、出现。
那么东马在处理政治主权的时候遇到了问题，东马在处理文化主权上同样遇到了问题。在处理教育、学术、传媒的时候，你们知道为什么毛泽东要让工农子弟进大学？记得《决裂》吗？高举起一双手，看着老茧——这就是资格，不是考试，这就是资格。记得吗？毛泽东取消了高考，甚至取消了我们对学术上的一些的职称或者是级别，在教育和学术和传媒上，毛泽东也尝试着重新夺回这个，重新进行公有化改造，重新让人民夺回。
老茧是否成为入学的资格？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例证。屠呦呦女士、还有就是像我们的水稻之父，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们那个时代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但我们也知道文化主权的公有化也不适合由人民直接去占有，文化主权的公有也不能这么搞。所以我们78年之后恢复了高考，又走了另外一条路。东马在正确处理，也不能叫正确处理……
东马在形式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之后，在政治主权和文化主权上，在一代人发生异化之后，主权逐渐由公有变成了私有，所以到了二十世纪的末端，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奇的景观——就是西方生产资料私有、政治权力相对公有、文化权力基本公有；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政治权力相对私有、文化权力绝对私有。这个情况是我们不想见到的，但它确实是这个结果啊，很神奇的一个结果。
苏联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国家。苏联在斯大林治下慢慢丧失了思考能力，一个人在思考，所有人不思考。在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后，这个国家迅速地开始完成政治主权的私有、文化主权的私有、形式上的生产资料的公有。他发生了马克思最担心的异化，而且由于这个国家缺乏伟大的思想家、思考者，他们无法解决，甚至他们连进行文化革命这样的尝试都没有，他们也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导师，也没有非常厉害的思想家、思考者。
所以在上个世纪，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年，苏联轰然倒下。他倒下的原因绝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因为社会主义，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主权不能社会化，文化主权不能社会化，我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甚至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一个形式也最后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是彻底的私有化导致苏联的解体和破败。他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苏联为什么会倒掉？如果这个认识不正确，我们把它怪罪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的失败，那是我们历史的幼稚。
一个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必须对苏联的解体作出正确的判断的；如果这件事情不能解决，那么中国未来的路是不会走对的。好，还是回到西马，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存在的时候，虽然生产资料相对私有，相对私有的意思就是即便是在英法德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只是相对私有——相对私有的意思就是社会占有的比例是很高的。
请注意，美国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占股比例是4.9%，香港现在是29%，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社会化程度是比较高的。社会化程度——公家的“公”，公有的程度是比较高的。共有，当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僭越了权力之后，那是一种比社会化程度高更恐怖的一种变相的私有，这是苏联垮掉的根本性原因。西马在苏联垮掉之后，遇到了严重的障碍。反身性理论就是你的敌人倒下了，你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这是多么地辩证啊！
什么意思呢？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失去了敌人。一个叫福山的人写了本书叫《历史的终结》，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终结了，那么他们就不需要社会主义改造了。他们理想中的资本主义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所以政治权力在迅速地被私有化，华尔街旋转门拿走了政治主权——立法、司法、行政；经济主权出现了金融资本通过对数据、对Data、对数字资本的垄断形成了对全社会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就是贫富分化；文化主权，由于他们控制了教育、学术、传媒……
有没有意思？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开始了让人感到惊讶的去社会化进程，极度私有化进程。这个去社会化和极度私有化的进程里边，贫富分化迅速地拉大，阶级矛盾、种族矛盾不断地深化并激化，美国为这个国家的颠覆、历史性的颠覆准备了掘墓人。我今天对不起大家，这堂课本来是一堂课，怎么我讲得有点激动了呢？
稍微多讲几句，可能没讲完，没讲完也没关系，反正咱们这个课就是慢慢讲。今天有一点激动。这个我们回到中国问题上来，中国为什么没有在1989年解体呢？因为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在78年之后，我们一般把它时间放到1979年，1979年之后进行了改造，就是我们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引入社会资本，我们开始从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时间以极快的速度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进行了混合，到了1989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初步形成……
到了1989年的时候，已经初步形成了混合资本主义。混合资本主义的好处在哪里？所有人都记得伟大的八十年代，因为那个时代中国有思想解放运动，不要小看文革结束之后，八十年代我们有思想解放运动，那个时候的政治主权、文化主权有一个反向社会化运动，神奇不？ 社会化的过程。所以在中国的八十年代，为什么思想那么活跃呢？就是政治主权在社会化，文化主权在社会化。我们很多老大学生重新回到了体制内，成为立法者、司法者、行政者；我们的教育、学术、传媒那么活跃，许多的精英重返体系内，平民精英。
所以，我们虽然在生产资料上在向私有方向急进，但我们在政治主权和文化主权上面又出现了社会化的倾向。历史就是这么辩证，有的时候反身性又让人很神奇。极度的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会导致政治主权和文化主权的极度私有化；而相对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又导致了社会主权和文化主权的公有化的倾向，社会化的倾向。我们之所以能躲过那场浩劫，恰恰是因为我们八十年代我们那一场的逆向行走。我们要感谢两个人：毛泽东的文革；另外一个人邓小平。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情可能、可能是历史的巧合，也有可能是历史的必然。在我看来是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儒家文明有融合、杂交之后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现象，或者是崭新的状态，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的状态。当然，转眼这个时间就推进到30年后的今天了，我们今天在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的时候，我们又开始要重新地梳理我们这三权的分布问题了。
为了很好地解决东马和西马的这种认识，对东马和西马伟大实践的认识，为了很好地来理解中国问题，在今年结束自囚之后，我打算明年在香港建立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东马和西马都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尽头了，新马应该诞生了。新马要解释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新社会主义论，新马会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工作。我想新马应该是在中国诞生了，这个时候中国的思考者应该为中国、为世界重新梳理出一条道路来。
也许冥冥之中是你们要求我、强迫我来讲这套《资本论》的。我今天在《资本论》开篇的时候，被你们触动到激动地情绪激动不已，甚至不能坐。我想我们明年开始系统地来把该写的著作写完，该开的研讨会开起来，该做的工作做出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既有西方的强大的学术的能力，又正好在经历中国伟大的实践，中国该产生群星灿烂的，
该产生灿若群星的那么多的思考者，为一个了不起的中国提供她强大的思想基础、精神基础、文化基础。我前两天做过一次概述在演讲上：第一个100年我们吃的是土地革命的红利；第二个100年我们吃的是税政革命的红利。税政改革将为今后的28年提供坚实的基础，它将导致中国今后的28年保持在5%以上的高速增长；它将使10万高净值100万亿的资本重返内循环；
它将使已经脱离了，甚至准备逃离中国的那部分资本……我们在讨论《资本论》的时候，将讨论资本流转和社会大生产的时候，我们考虑资本在跨国流动的时候对国家经济产生的影响，资本积累率对国家经济产生的影响。我们将使……可能这100万亿已经跑了20万亿了，3万亿美元不见了，还有80万亿重返内循环。如果我们有好多朋友有乡建的理想，那么就应该让它重返乡村，建立美丽乡村；重返水循环，建立美丽生态；重返高科技，建立中国强大的产业升级能力。整个的论述还需要时间，
对不起大家，今天第二个部分应该讲《资本论》的方法，就是《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第三个部分《资本论》的写作风格。方法呢，我想在《资本论》具体章节的时候我再讲吧，我概述一下，你们知道就行了。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方法跟亚当·斯密、跟李嘉图、跟马歇尔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使用的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他进行了一般抽象。马克思写作风格里边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有着对历史的深刻把握，同时他又是……
在方法的论述里边，将来我会结合我自己写作《广义财政论》和《新社会主义论》的时候来理解、来讲述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将来我们讲凯恩斯《通论》的时候也要讲，就是他们的方法。因为方法很重要：目的决定方法，方法实现目的。就是这个方法非常重要。以后大家写文章也好，做事也好，方法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正确，方法不正确，你完不成。你看马克思的这部书之所以能影响，不是影响三百年，可能影响三千年。好多的著作为什么可以跨越时间空间，影响这么深远？不仅仅是因为它关怀的那个目的是高尚的、是重要的，也因为它的方法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最后概述一下马克思的风格。马克思本人其实是一个具有……我说过就是他是一个拉比世家的人，他身上具有某种传教士的那种风格，而且他受过严格的法学的训练和哲学的训练，所以他又是非常的逻辑严谨的，思维缜密、逻辑严谨这样的一个人。但马克思绝不缺少激情。他不但不缺少激情，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拥有斗士的精神，不仅有传教士的精神，他还有战士的那种精神、战士的那种风格、战士的那种勇气，所以文字才能感人。
我想今天这堂课就讲这么多吧，讲得有点……哦，课还没讲完，我一会要讲一点那个郭树清的讲话。我想今天的这个《资本论》的第一堂课就讲这么多。以后我会控制我情绪，这个课讲得有一点像演讲，有点激动了。以后在处理课的时候，我会稍微好一点，哪有一个老师讲课讲得自己激动成这个样子的。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他前两天说的，他这个发言里边对问题的揭示是非常深刻的。这个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和房地产普遍上涨，通货膨胀如期而至，财政支出很大程度上依靠中央银行印钞。世界疫情诸多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局部受阻和断裂，美欧开闸泄洪的溢出效应使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入到一种极为扭曲的状况。郭树清对形势的判断基本正确。
我想，这里边跟我们的区别是他的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但是他可能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逻辑可能梳理不出来。不过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梳理不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他关心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美国在处理收入与通胀螺旋上升的过程中，可能会对中国构成深刻的影响。这件事情，不光是郭树清在关心，国内的好多经济学家也在关心。其中像何新已经多次在讲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多数都在关心。
其实呢，我们比他们还关心。我们为什么讲“天降组”？我们为什么讲“平成战败”？我们为什么讲超级通货膨胀？其实我们讲的跟郭主席讲的，跟现在的经济学家讲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它的外溢。你知道，4月27号拜登签署的这个文件里边，他是希望建议这个合同工的最低工资从11块钱涨到15块钱，大概涨37％。麦当劳等机构很快响应，他们把最低工资全部调到15块钱，金融机构调到25块钱，最低时薪。美国这个国家是可以调的，因为它调完了以后……
调完了合同工，就是普通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之后，可能公务员、军队，其他的这些工资可能会，也会跟进，但是它是有个，一有滞后性，第二有幅度的问题。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敢调最低工资吗？我们调最低工资先要调的是谁呢？当然是先要调公务员了，退休的职工，要调这个解放军、公检法。而且大体幅度比例是公务员100％，那么普通的工人、雇工大概是公务员的100％里的30％，农民大概30％里的30％，大概这个比例关系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即便是增加工资也不构成社会消费的……
也无法构成社会消费的结构性增长，甚至构成严重的财政负担。所以中国可能不能走美国、欧洲这样的一条路。我们知道我们要拉动消费，我们要增加劳动者收入，但我们现在处理工资的方法，它无法增加劳动者收入啊，是一个问题。将来我们在讨论新马会，在讨论中国的社会分配和这个劳动收入增长的时候，我们会提出一整套的我们的看法或者是方法，那个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担心的问题它的溢出效应是什么呢？我们担心的溢出效应是，一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内部通胀问题。
这两个问题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升值与内部通胀。我们担不担心人民币升值呢？我们担心在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之中，大量的外部资本进入我们的体系之内，然后在人民币猛烈升值之后，它们撤出，形成“平成战败”的模式，这也是何新反复担心的问题，就是“平成战败”模式。那么人民币要不要升值呢？要升值的话升多少呢？其实，其实，我个人认为两件事情都需要进行深刻的思考。第一，升多少？
升多少？第二，怎样避免升值之后资本外逃？这两件事情都想透了，有预案，处理好了，升值，可能人民币升值是必须要升的，是升多少的问题，升值后不出事。就是不让升值这种事情……我看了，有人很霸道，我就不说他们的名字了。因为你作为领导者，你怎么能说升不升值呢？你怎么来说市场上的事情呢？难道你有真的有操控能力或者是你能战胜市场吗？不恰当。
升值可以部分地缓解国内的通胀压力。用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缓解通胀压力，好过学习美国给所有的人增加收入或者工资，那个会导致中国财政压力巨大。我们的财政虽然不至于崩溃，但会导致财政巨大的现实压力，甚至由于错误的方法，可能会导致人民币产生巨大的风险，贬值的风险。因为我们不能学习美国、欧洲去大量地印钞，因为确实是有问题的。而且如果这个印钞的这个钱进入到官僚垄断的这个部分，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
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关心通货膨胀，就是通胀会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美国、欧洲都陷入到收入增长和这个价格增长通胀这种螺旋式循环的这个，这个怪异螺旋循环的这个状态了，那么我们必须考虑外部输入型通胀的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我们应该将通胀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如果通胀发生了，我们如何消弥或者是平抑或者是对冲这个通胀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呢？其实这里边有很多的方法和工具。除了涨工资之外，还有很多方法和工具，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涨工资。
好吧，我说一下子我的建议吧。因为我今天发个资料给大家看，就是2021年的立法的内容里边没有直接税。我相信明年二十大的时候直接税立法会提上议事日程。我同时也强烈建议直接税立法，例如离境税、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数据税，获得的税收，不要进行简单的转移支付，而应抵免人民群众的五险一金。五险一金我一直认为是不恰当向人民群众增加的税赋，那么我们抵免它们，相当于给人民群众增加收入，而且不是增加工资。
我们用逐步彻底地抵免五险一金来增加老百姓的真实的收入和获得感，这样可能比任何加工资的方法都好。当然，当然，能否有直接税？能否顺利形成抵免？这还需要我们大家进行大量的工作、努力。不要认为一切都是上天恩赐，一切都有赖于我们艰苦的努力。记住那句话：“孑孓踯躅，砥砺前行”！学问如此，所有的事情皆如此。
关于市场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今天也不想再谈论那么具体的事情：通胀会不会来？什么东西会涨？怎么样怎样？我只是想说一句话：请相信如果明年直接税立法开始走向议事日程，并且能够回转，减免五险一金，并且强制那80万亿钱重返内循环、重返乡村、重返水循环、重返高科技，那么中国将进入到一个长达28年的发展进程之中，而且从2022年到2032年，将有十年的超级牛市。好吧，我就说这么多。明天下午3点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