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清零与共存
我一向主张演算法高于看法。道理很简单：看法是主观的；演算法是客观的。看法是否高明，需要严谨的科学论证。对于科学问题，更需要严谨的科学论证。关于冠状病毒的防疫与治疗，均属于涉及人民生命的严肃的科学问题，必须要有高度负责的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防疫，是公共卫生范畴，远远超越了呼吸系统专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的知识范畴。专家的跨专业，科学家的跨学科，其危害往往更为可怕。
中国针对冠状病毒的防疫策略，依旧是采用群防群治的传统公共卫生防疫策略。隔离、筛检、医治、清零，是中国应对各种传染病行之有效的方法。隔离加筛检，是有成本代价的；不隔离加不筛检，也存在巨大的风险和高昂的代价。科学的做法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目前，中国隔离加筛检的成本，年均控制在百亿元人民币（约十五亿六千五百万美元）水准。如果放弃隔离加筛检，放任冠状病毒肆虐后被动治疗，以欧美二零二零年的财政支出计算，GDP 损失百分之五以上，补贴达到 GDP 的百分之五，中国至少需要支出十万亿人民币。作为一个公共财政专家，你会选择一百亿的方案，还是非要选择十万亿的方案呢？陡增一千倍的公共卫生支出，这是科学精神吗？况且，可能还要造成一千倍的人口死亡，这是人文关怀吗？我们尊重前卫生部部长高强的看法，是因为他曾参与领导全国抗击 SARS，并且获得了举世公认且人民满意的优异成绩。我对呼吸道医疗专家和分子生物学家的「看法」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实在太不专业了。
任何假设都需要科学实证，任何假设都需要精密计算，我们必须为科学实证预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现在，我们已经证明了两点。第一，疫苗的防疫存在局限性；第二，染病后仍然可以再次感染。这就意味着，群体免疫的假设并不成立。群体免疫的假设不能成立，取消隔离和筛检，就意味着大规模感染，如叠加脆弱的医疗能力，就意味着大规模死亡，还意味着深刻的经济危机，乃至于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美国和印度已经成为防疫失败的经典案例，而中国显然已经是防疫大考中的优等生。毋庸置疑，隔离是极为痛苦的，筛检是极为繁琐的，隔离加筛检给百姓带来极大的不便，也确实是存在巨大的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然而，事物都存在两面性，不比较就没有伤害。今天，你是愿意生活在隔离加筛检的中国，还是愿意生活在不隔离加不检测的印度呢？高强是财政出身，其精密的公共财政测算能力，对于公共卫生的战略思考精准而到位。也许，科学并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专利，在公共卫生领域财政专业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此次的防疫抗疫实践，存在着巨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在经济上，我们摸索了一套疫情下运行国民经济的方法，中国在确保产业链完整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生态圈，有效地破解了美国贸易战形成的经济围堵。同时，中国迅速成长出一批防疫抗疫的医疗企业，在全球医疗产业的科技水准和总量规模迅速攀升，形成了在特殊时期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政治上，由于党和政府一切以保护人民生命为最高准则，出色的防疫抗疫实践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为明年的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开放部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在稳定国内疫情的同时，向全世界伸出了援手，获得了世界广泛的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在防疫抗疫中，我们强化了组织动员能力，形成了应对任何生化战争的强大能力，这将使得任何意图以生化武器挑衅中国的图谋都必须有所忌惮。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太平，我们之所以可以如此地和平宁静，是因为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人在负重前行。尽管，镁光灯只是照亮了一些网红。
冠状病毒清零，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只是我们不断争取的目标而已。与冠状病毒共存，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严峻选择。清零与共存是哲学问题，而群防群治则是无奈的现实选择。我们注意到，西方一直在刻意贬损甚至污名化中国的群防群治工作。西方基于意识形态的贬损和污名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将中国强大的组织治理能力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也许，西方政治家需要深刻理解民主与人文关怀的关系。我想，人类不可能消灭病毒，无论它是否是冠状的。但是，人类总能找到解决方案，无论是疫苗亦或是治疗药物。我们需要时间，隔离和检测只是在争取时间。毛泽东说过，胜利往往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我们向被病毒夺去生命的人们致哀，我们向拼死防疫和抗疫的人们致敬。我们热切希望，中国的医疗专家找到治疗冠状病毒的方法，而不要成为防疫破口和负面情绪的制造者；我们热切希望，中国的分子生物学家研发最好的疫苗，而不要成为防疫策略的反对者和破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