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误判下的中美博弈》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9月2日,癸卯年七月十八日，十号风球。今天是聊天，我们的主题是《三重误判下的中美博弈》。这题目稍微重一点，但我们尽可能地平和一些，尽可能地安静，不惹麻烦。三点钟我们准时开始，有的时候这聊天确实比正式课压力还大。好，我试一下麦，一会儿见。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9月2号，癸卯年七月十八日，香港的台风挂上了十号风球，一场风雨。今天我们是聊天，《三重误判下的中美博弈》。我们有的时候聊天也真的没办法，因为有的时候处在关键的一些时点、一些转折关头，有些聊天就变得重要，有的时候因为涉及的问题敏感，所以又变得比较沉重，但我们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
最近有一些境外的研究机构找我，希望合作。有一些境外的媒体也希望能有一些合作。我以前是有这个想法的，就是等我退休之后，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现在确实是又觉得不合适，因为我虽然早已经过了解密的时间了，也不会再涉密，但是我仍然觉得过于敏感，所以无法接受。
当然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无法想象，我为什么要用我积累了几十年的知识和经验，为境外的机构提供服务，虽然那涉及到一部分的利益或者是名誉，但我不懂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二十年前我大概把这些事情已经想明白了，所以我才会写下那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君子不器》，一篇文章是《行者无状》。
那两篇文章算是对我自己的一个约束，所以不可以器于形，不可以行于状，所以不可以。我为什么想说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同时感慨于目前国内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生态和媒体的生态。我们虽然拒绝了外边，但是里边的事情确实很难。
这两天准备今天这堂课其实我感慨很多，今天这次聊天，我还是准备先聊两个人，一个是弗里德曼，一个是沃尔克。在写新殖民主义的部分章节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新殖民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因为一个主义的提出和落实，它既需要总设计师，它也需要总工程师。新殖民主义的总设计师，主要是新殖民主义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之后）1971年之后，新殖民主义第二阶段资本殖民的总设计师应该是弗里德曼。
事实上，不管是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脱钩，还是1983年的香港的联汇、1985年的日本广场协议、1991年的苏联解体，都有弗里德曼的影子。总设计师是弗里德曼，总工程师就是沃尔克。我可以确定他是参与了1971年的脱钩，但当时整个的决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决策，而非经济决策。
但我非常的确定1983年的香港的联汇，也就是撒切尔夫人从香港偷钱，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至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沃尔克功不可没。许多的样式就是沃尔克亲自设计或者是参与了的一些事情。我将这两个人用一句简单而朴素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美元的续命者，也是新殖民主义高潮的缔造者。说这两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观察现象的时候，必须思考它背后的逻辑。
我想弗里德曼提出他的货币理论或者《货币数量论》，他是不仅仅是出于理论的思考，他也是想解决他所处时代的美国面临的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并且毕竟是大师级人物，他看到了寻常人看不到的东西。那种超越了形式的、内在的逻辑、本质和规律，了不起的人做了不起的事情，形成了不起的理论，并且影响一个时代。沃尔克比弗里德曼年轻许多，但他赶上了一个时代。
大萧条时期出生的沃尔克受到良好的教育，然后入职的第一份工作又非常好，五十年代他就进入了纽约联储。然后他可能就被选中，被重点培养。然后在纽约联储他进入了财政部，他的经历和我们今天看到耶伦的经历很相像，就是纽联储财——政部，财政部——纽联储。他一直在金融和财政之间摆荡、穿行，然后反复地对操作和认识逐层地深化，以至于最后进入到化界。
我想说的是，这两个人不光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我从不认为1971年中美建交是“小球推动大球”，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是1971年美国人为了解决美国困局，他们选择了中国。当然中国也为了走出困局，也选择了美国，这是双方伟大政治家的双向选择。历史节点总是这么吻合，所以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美国和中国握手言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甚至并不认为美国的政治家有那么的伟大，他们能够知晓20年后，中国最后成为美元的最主要的支撑，最重要的支撑。我想他们也没有想到50年后，1971年，50年之后是2021年，中美这个支撑强大到最后成为了一种生死对决。我想弗里德曼当时可能并没有想得那么深远，但是保罗·沃尔克毕竟活到了2018年，他看到了。
沃尔克是美国经济的灵魂人物。从上世纪他开始进入财政部开始，他就深刻地参与了美国的财政领域、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一系列的制定与安排。甚至一段时间内成为美国的操刀者，美国经济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操刀者、灵魂人物。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在今天的一些在美国的操刀者的身上，我们仍然能见到保罗·沃尔克的影子，不过每个时代有每个人时代的特征，有每个人的使命。
我想说的是，当2008年美国出现次级按揭经济风暴，出现了金融危机的时候，作为民主党人的沃尔克，被奥巴马再一次征用来处理美国的金融危机问题。此时的沃尔克应该已经意识到美国发生的事情和美国未来的走势，他虽然在这十年间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无效。所以他最后留下了书，里边充满了对特朗普的批评、批判和不满，他认为美国的政治家走入了歧途，非常失望。
我国翻译的关于沃尔克的书，或者是我们能调到的所有的沃尔克的资料，我负责任地讲，是非常偏颇的。沃尔克不可能在他书里边写他或者是他背后的人是怎样治理美国的，他不能说这些事情，不能写这东西。他只介绍了一些事件，他参与了一些事件，做了一些拼图，我们从拼图里边来梳理其中背后的逻辑。其实结论有的时候让人惊讶，就是沃尔克是一个全球化的倡导者，因为他是强美元的缔造者。强美元，如果没有全球化，美元的意义就失去了。
直到今天，我国国内的专家学者，可能直到今天，还真没有能够读懂沃尔克的专家学者。我倒是注意了朱民等我国美式的专家学者的一些看法，他们虽然对保罗·沃尔克的新书有一些评价，对保罗·沃尔克也有一些评价，但我只能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们更像是美国经济学或者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快递小哥。我说这句话我感到非常难受，就是我觉得羞辱了快递小哥这个……
他们可能更是用“带货者”或者是销售员更恰当一些。之所以用快递小哥这样一个词，就是他们对货的本身一无所知。我想不是他们不想知道，而是之所以选定他们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不能知道，或者是他们没有能力知道。想来，有一点点悲凉，有一点点悲凉，就是我们这么多年，1971年之后，我们跟美国深度契合，而我们对对手的思维逻辑近乎……
我们对从1971年中美握手之后，这五十年深刻影响我们的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了解的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对美国走到今天，为什么？也了解的太少。我们对美国明天会是怎样，我们的判断可能也一大堆的问题。由此我们来考虑我们自己的经济制度建设和经济政策建设，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我刚才在说境外的机构和境外的媒体的想法，其实他们比我们自己更关注我们呢，而且他们知道真正的思考者不在体制内、不在机构内。
1971年的时候，美元面临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第一次风暴。这第一次风暴呢，最后的解决者是弗里德曼和保罗·沃尔克。他们的解决的方法就是美元取消了与黄金的挂钩，同时美元锁定石油，然后在激进的全球化进程中，实施了一整套的，它不是全球金融治理这么简单，它实施了全球金融治理与全球财政治理相结合的一个完整的美元生态。
仿佛在从纽约联储出发后来到财政部，再回美联储，再回财政部。在沃尔克的反复的横跳过程中，他对财政和金融的理解逐渐深化、深刻，然后他开始构建美国的美元的全球治理的体系，或者是以美元为依托的全球经济生态。我们注意到美国的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70年代达成高度的默契，以至于民主党人沃尔克得到了共和党人的高度认同，并且里根继续用沃尔克来处理美国的经济问题。
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可见美国是有人可以穿越党派政争、穿越意识形态的，纯粹为美国利益而服务的。当然具有同质性的，也包括弗里德曼，他们两个一个设计师，一个总工程师，都具有同样的特征。那么1971年之后的美元的结构是否存在问题呢？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建立在弗里德曼货币理论基础上的这种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它确实是具有时间的局限性。
我也必须说，沃尔克在处理美国经济危机的时候，主要是1971年脱钩之后，美国面临的恶性通货膨胀，以至于美国的国力在越战之后出现了衰落的迹象，特别是面对苏联的挑战、面对巨大的压力，这个时候需要深刻的战略性思考。这个思考一共是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对于地缘政治的，这一点你们看到了，中美的握手是关于地缘政治的。第二个层面是关于经济的，就是美国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恢复、来输血。
我原来写文章里说过一段话，好多人起初是不认同的，这一点美国人认同，我国的学者、专家起初不认同。我说：“从汉密尔顿开始，每一任的美国财长都是极为优秀的金融家，甚至是金融大师。”就是他们都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极为丰富的操作实践的技巧能力。到了保罗·沃尔特，他是属于艺术家水准了。美国的美联储的主席都是精通财政的专家，这倒是比较有意思，因为美国财政部从建立第一天开始，它就是个融资型财政。
保罗·沃尔克在美元脱钩之后必须使滥发美元之后形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美元从35美元/盎司跌到850美元/盎司，他必须使迅速垮掉的美元最后必须强起来，就是止跌回升强起来。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因为必须为美元充值，这个充值的过程中最核心的是那个《广场协议》，当然不止于《广场协议》，还有苏联解体，但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充值还是中国，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的长和复杂。香港的充值是为英国而充值。
在写《广义财政论》的时候，涉及到中国与境外的关系的时候，因为我是学财政出身，我不能以专家自诩，我甚至从来不认为我是个学者。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和美国建立起某种链接之后，1971年中美握手到1995年中美建立联系汇率一直到现在，那么中美的资本流转的状况是个什么状况？就是有多少美系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进入中国，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能。
又有多少中国的资本、资产、财富以准税收的形式流转到美国，构成了对美国经济的支撑或者是对美元的支撑。这里边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一个量的问题，到底有多少量，多少进来、多少出去；还有一个性质问题，就是我说了，它可能是以准税收的方式，也不完全是这样。能够精算之后，算法高于看法，我们才能慢慢理解中美这五十年的爱恨情仇。
结构设计呢，我设计完了。与过往的问题一样，就是算法，因为一个设计出来，需要把它变成一整套的计算方法，然后要进行大量的数据采集，然后才能出来一个初步的结果，还不一定准确。这就如同当年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来计算英国从香港偷了多少钱是一样的。起初阶段我们是从香港采集数据，后来又去到英国倒推来采集数据，最后复核之后确认英国人是偷了香港多少钱，为什么偷、怎样偷、偷了多少钱，最后完成这个过程。然后来重新理解香港的衰落的问题，这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有了那段经历，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开始计算1971年之后发生在中美之间的资本流转.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在疫情期间讲了两本书，一个《资本论》，一个《通论》。这两本书讨论的都是资本流转问题，其中马克思《资本论》里边有价值论，凯恩斯的《通论》主要讨论是国家资本与社会资本与境外资本的三者的关系——流动。我们主要是讨论资本跨境流动的制度性的设计和政策性的安排。因为这涉及到一国的兴衰。如果中国的思考者不能完成这样深度的思考的话，是很危险的。
今天我都不能给出结论，因为我们还需要时间，就是我经常说一些话，好多人总是觉得你说的话，首先你猛然冒出来的数字突兀，比如说我说2012年到2018年中国资本外逃，走资的规模可能超过三万亿美元，后来到了今天我们的总算十年可能在五万亿美元这样一个数字。好多朋友说必须给出精算的依据来，就是从国内的角度所有的渠道的汇总，或者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流到全世界的角度来汇总一个数据出来。
这首先是个定量分析，而且要证据。其次，整个的资本流转这个过程需要制度性的设计和政策性的安排，那么这个制度设计是谁做的？政策安排谁安排的，它的性质是什么？这就变得非常复杂了，而且会使得很多人非常敏感、非常敏感。就像我研究香港，我写那个《回到一九八三年》，1983年12月开始设计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到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到最后形成香港大规模走资，然后形成香港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整体衰落。整个这个过程，因为资本流转是骗不了人的。你一看资本流转，你完成定量，然后如果能够定性的话，其实一目了然了。
但是这个动作会得罪很多人，因为这个动作如果完成定性的话，就对一些人的看法，它是个历史性的看法，它是像春秋史笔一样的，将一些人就钉在耻辱柱上了。所以研究经济学有的时候很痛苦，就在这儿。因为我必须说弗理德曼和保罗·沃尔克都是美国的伟大的爱国者，我必须这样说。当然，有美国的伟大的爱国者，他们的对立物或者是关联物就有可能是走向反面的物种，请原谅我使用“物种”这样的词语，不礼貌，但这是真实的存在或者是事实。
今天说这个，从弗里德曼、保罗·沃尔克谈到了美元问题，谈到了资本流转，谈到了美元充值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事情到了历史性的转折关头了，就是中国大规模向美国输出资本的特定历史阶段即将结束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就是中国大规模向海外输出资本、大幅度降低本土资本积累率，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即将结束了——从制度上和政治上结束了。
很多朋友说：“卢先生是不是太武断？”我不武断、我不武断，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因看不到而产生错误，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有道德上的问题、都有道德瑕疵。其实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错误、或者大多数人犯的错误是属于“知”和“识”的问题，而不是属于道德问题，就是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我一向认为祥林嫂把毛毛丢了不是个道德问题，它是一个知识问题或者是能力问题，它不是个道德问题。我们无需对祥林嫂进行道德上的谴责，但我们要避免祥林嫂的犯错。
毛毛不能再丢了。如果丢了一个毛毛，我们不能引起警觉，还丢，那就不是祥林嫂的错误。如果有人故意通过某种安排、设计，让祥林嫂第二个毛毛、第三个毛毛全都丢掉，那就近乎邪恶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聊天的一个意义所在，或者是我们要聊的内容吧。我确实有一些压力，但我想了想，还是聊几句。好，这个时间过得飞速，我们进入今天的具体的内容。当然了，也不能聊那么细，点到为止。
三重误判，哪三重呢？第一重误判，这不是竞争。美国人一再跟我们说这是激烈的竞争，请相信这不是竞争，这甚至不止于斗争，这是一场战争。对此，保罗·沃尔克一向清醒；对此，弗里德曼一向清醒。他们当年收拾香港、收拾日本、收拾苏联都是以战争方式进行的，绝不是竞争，绝不是斗争，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以置之死地为终极目的的。这是战争，请所有人搞清楚，这是战争。
直到此时此刻，还有很多人有误解。其实不光美国人想问题很聪慧，连欧洲人——可能是叫欧洲的美国人，比如说那个奥尔布莱恩，就是那个德国女人，现在的欧盟的主席，她来定义这个中美关系或者中欧关系、和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她叫“去风险”。她在回避战争问题，她把它变成竞争和斗争，而回避战争。同时，那么多……
同时，今年美国的那么多的要员来访，包括百岁的基辛格来访。那么多的国外的元首来访，他们一再表达诚意，不脱钩、不断链，是竞争，他们一直在回避战争。为什么他们如此的回避战争？因为他们怕我们以战争的方式，对别人所谓的竞争和斗争做出回应。我们所谓的战争并非热战，并非军事斗争，并非外交斗争。其实这场战争既不是贸易战，也不是科技战，就是和1983年香港、和1985年日本、
和1991年的苏联完全相同的套路，是金融战，或者是财政金融战，它是真实发生的战争。所以日本在五十年内被美国灭亡了两次，战败两次，我将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的失败命名为“平成战败”。好多人不大乐意用这个词汇，好多媒体甚至质疑，你为什么叫它“平成战败”？甚至好多人一直对我一提天降组就紧张的够呛，要将天降组列为敏感词汇。这就是战争，这就是战争。
如果你能理解了战争，你才能理解别人是有统一的司令部的，是有最高指挥的，别人在进行战争之前是有完整的安排的。金融战最主要安排的是资本流转，资本流转安排三要素，今天的聊天非常重要，三要素：第一个要安排的叫资产泡沫，第二个要安排的叫走资通道，第三个需要安排的是手套。你懂得，我们在香港看到了什么？泡沫，冲天的泡沫。
然后是在联汇率体制下安排的通道，通道非常的畅顺、完整。第三个部分就是与之相对应的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机构、包括了个人，而且机构和个人被捧到极高的高度，我们通常叫超人，叫什么……然后都是奇迹，都是企业奇迹、个人的奇迹，所以形成了整个的教育、学术、传媒一系列的烘托。您以为那是什么？整个的设计就是香港失去了一万亿磅，香港750万人口，原本他们应该远远富裕过瑞士。
然而，最后的结局是，他们每一个家庭丧失了一千万，然后年轻一代没有机会受到极好的教育，沦落为黑衣暴乱分子。日本也是如此，同样的套路、同样的招式，苏联也是如此。后来他们还用保罗·沃尔克的全球征税的套路来套我们中国，套税中国、套利中国。他们确实是准备了不错的泡沫，也准备了不错的通道，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忽略的主要的问题是：忽略了教员的意义。我觉得不是他们，很多人不理解教员，我一直想直呼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现在变成了敏感词，很多时候因有此词，而所有东西都不能再正常地出现，教员的名字不能出现。教员带大的、影响的或者教育的最后的一批人，我指的是50后和60后，都在。
所以保罗·沃尔克的逻辑和他培养了那一批人，在与中国的50后、60后的这种激烈的这种博弈的过程中或者交手的过程中并不占上风。虽然我们的教育、学术、传媒被通过资本有效地控制，但你知道，可以达到这种级别的相当的我们的政府公务员、我们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不但拥有极高的道德水平，而且拥有极高的智慧、拥有极高的能力。所以中国很难简单重复香港、日本和苏联的走资模式。
说来挺有意思的，好多人说这是竞争。如果是竞争的话，竞争失败并不可怕，对吧；如果是斗争的话，那么斗争有输有赢，也并不可怕；但如果是战争呢？战争的失败意味着亡国。对于发起战争的那个国家，如果不能赢得战争，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泡沫制造了、通道有了、机构和人也安排了，最后不能完成表面上的套利，其实准确地讲是相当于套税、跨国征税，套税的过程不能完成的话，整个的吸血过程突然中断，对战争发起者也是致命的。
双方都有死穴，都有活眼。有些话也没办法说得那么细，但我想说的是：走到今天，其实进入高潮是2018年贸易战、2019年黑衣风暴、2020年生物战，到2022年的10月份其实就开始出现逆转。2023年公然的金融战，所谓四大皆空，从楼、债、股、汇四大皆空，开始发起了最后的猛攻，但已是强弩之末。其实2022年10月份我们已经知道，历史将被改写了，历史将被改写了，正好这个节点是二十大，非常好。
我把三个误判讲完吧，时间过得太快。第一个误判：这不是竞争，这不是斗争，这是战争。第二个误判：中美博弈的主战场是金融。金融赢了，就都赢了；金融输了，外交、军事将毫无意义，其他的各个领域里边都毫无意义。因为这是主战场，这个主战场里边的战略制高点就是人民币，人民币将是此次会战的上甘岭。我们就是把这件事情说得这么清楚、看得这么明白，并且要让多数的老百姓都明白、都清楚、都知道。
其实在此次的激烈地博弈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就是我们的经济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其实是被深度地控制的或者是深度操纵的，这一点确实很难理解。就是祥林嫂一直在责备自己，她不小心将毛毛丢了，她看不出来，这里边是在某种安排下，毛毛不见了，而不是她不小心。但这件事情说给祥林嫂听和说给乌镇的老百姓听，都未必能听懂。为什么会丢了毛毛？毛毛去哪儿了？其实这是大的问题，而不是封建迷信去磕头。
如果我们对第二个误判清楚的话，我们就知道应该做什么。就是主战场在金融，那么就应该聚精会神在主战场上面取得胜利，尤其是要争夺战略制高点，并且牢牢地将它守住—-上甘岭、人民币。
说来也有趣，就是这个月，我们认为这个对手有些急了、对手有些急了，所以在香港市场上看得是比较明确的、比较明白，就是整个的操盘、操作过程中看得比较明白。另外，对方的资管的主要机构全部亮相了。当然了，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不熟悉像贝莱德与先锋之类的资管的公司，他们其实一向是如此的，开始陆续地浮出水面。大家熟悉的表面上是这个财政部和这个美联储，那些只不过是工具属性。
真正的总指挥、真正的这个战车，慢慢浮出水面，从无形到慢慢地有形，从我们稀里糊涂，到我们慢慢明确别人的目的、目标。在明确对手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在慢慢地明确。因为既然是战争，既然是在主战场，那么我们也需要总指挥，我们也需要统一领导、统一协调。我们需要一支非常优秀的部队，完成这次阻击和反攻，特别是在上甘岭、秦基伟非常重要，这个不能有失误啊。
第一句话：要封死通道，既然我们今天说保罗·沃尔克的套路了——保罗·沃尔克的套路，那么第一个事情是封死通道，现在反而泡沫没那么重要了，必须封死通道。当资本不能随意的在他们的通道里面流转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奠定了、至少避免了失败的可能性，封死通道；第二个：我们要适当的时候发起我们的反击，因为中国是贸易顺差的大国，并且我们在离岸拥有足够的美元，离岸的美元、离岸的人民币，我们其实是只要将控制权拿回来就可以了，上甘岭的主动权应在我们手上。
第三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建立人民币的主体性。人民币的主体性就是……直到今日为止，虽然我们在八年前人民币取消了与美元的挂钩——2015年取消了挂钩，但整整八年过去，我们实际上没有建立人民币的主体性，只不过是与美元挂钩变成一揽子货币挂钩。谁挂谁？怎么挂？谁决定？其实是一笔糊涂账。所以我们才建议人民币与我国工业用电挂钩，我们从此以后考虑中国制造业的成本问题——与工业用电挂钩，不再与任何货币，哪怕是一揽子货币挂钩，这只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我们回到我们解放区货币的逻辑，那个时候山东解放区海盐货币，货币是与海盐挂钩。我们就是以山东边区货币为主，1948年建立的人民币，我们现在只是回到我们熟悉的路子上去。请记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币是主权货币，是法币，它不是国债的记账符号。我们不走美元的旧路，我们是法币，我们是真正的主权货币，我们不能走“美元作为美国国债记账符号”这条老路，由财政部发行。
好吧，建立人民币的主体性是非常关键的。最后一个误判，就是我们三个误判，一个误判就是，这是竞争还是战争；第二个误判，主战场在哪里？我们经常把主战场搞错，就在金融，战略制高点是人民币。别想那么多，非常清楚，千万不要在别的战场上过度耗费。比如说我们开启军事上的冲突，比如说我们开启外交上的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我们没有必要，我们主战场就是金融，战略制高点是人民币，其他的暂时没那么重要。不要将注意力拉偏，也不要因其他事情影响主战场的运行。第三个误判：是我国的制胜的关键……
中美博弈，如果我们胜利，并不是赢在某一个技巧、某一个决策，绝不是、绝不是，因为中美博弈绝对是持久战。从1971年开始到2021年，前五十年，到2021年，可能还需要再三十年的时间，到2051年才能有一个结果，甚至不排除有可能到2071年，最后的结论出来，但我知道至少2051年。那么、那么中美博弈的战略制高点不在外边呐，功夫不在那儿，功夫在“诗外”，不在“诗里”，战略制高点就是经济转型。
我国能否完成地租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至关重要，所以我们才提出来“国储房地产”这样的看法。其实中国的地租经济的所有问题都是一个财政问题、都是一个资管问题，并非金融问题、并非债务问题。我知道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其实在我看来，它就是个财政问题，它就是个资管问题。财政问题的原因是这个债可以由个人和机构做水平转移。因为资产在，资产是好的资产，只是它需要跨周期、它需要跨越周期，只要跨越周期就行了，没有问题！
解决了我国国内的资本沉默问题（就是房地产不能让它出大问题，房地产相关的债务不能出大问题，完成水平转移），解决资产沉默问题之后，将资本由地租、由房地产转入数字经济，就是由地租转入数据租，形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发展周期就行了。难不难，真的不难，理论上是不难，做起来难不难？真的是困难。因为涉及到太多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地租经济的这个利益链上，拴着我国几乎所有的精英啊！
去想象一下子，在地租这根利益的柱子上面，一个个吊在那儿呐！那些人，他们会激烈地反弹的，他们不愿意由地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利益链条上的不仅仅包括直接受益者——比如说地产开发商、金融机构、地方政府，还包括几乎全部的体制内的专家学者，一切的精英都在这个链条上面，所以非常困难。但一个伟大的国家之所以能在关键的节点看明白问题、坚决的转型，之所以堪称伟大，就是他们能够放下眼前的利益，而关注长远。
关注长远，就必须得发力，努力去做好数字经济，而数字经济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就是AI。而启动AI的增量的部分，既需要从旧有的地租的资本里面流转回来，也需要新的增量资本，这还是个财政问题。其次，数字经济如果要真正的发展的好的话，还需要新的消费的源泉，那么我们需要全体国民无差别社会保障。如果我们三个的误判，这个看法都能扭转过来，并且能够进行比较好的制度的设计和政策的安排，这场博弈，应无悬念、应无悬念。
应该可以在我们的短的时间内就看到结果。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已经开始经历重要的时间节点。今天是9月2号，我一再强调，9月30号是美国财政年度年结的日期，10月1日就是2024年的美国的财政年度了，在年结之前会有大事发生，因为美国的财政（我跟了它28年了），美国的财政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麻烦和糟糕的状况。我这么说吧（我怕我说的有点过）……
我这么说吧，以我的判断，现在美国的财政状况根本兜不住急剧下坠的美国经济，也就意味着可能，极大的可能在2023年12月31日之前，美国国债可能会上冲到34万亿，美国国债会上升到34万亿，你知道出现了一个保罗·沃尔克想都不敢想的情况，就是财政在急剧得扩张，而货币在无情得收缩。他在加息的过程中未能结束……，他就是质化紧缩和量化紧缩几乎同时在进行，但财政的扩张已然失控，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状况。
我今天将两个图表发给大家，一个是美元的走势，一个是这个路透的商品指数的走势，你们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本来这是应该背驰的，结果，他们现在无法背驰。无法背驰，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将近一年的事情了，因为美元必须面对它真实的价值。美元的价值重置，快了！我不能准确的定义它的时间，但我必须告诉大家，快了，它可能会形成风暴级别的一个现象。好吧，今天就聊这么多，剩下的事情，明天下午三点钟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