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组，一句话》
亲爱的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30号（八月十六）。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提前预祝国庆节快乐。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试一下麦，然后我们一会儿三点钟准时开始聊天。今天聊天的内容是：两个小组，一句话。好吧，我们一会儿见面。我试一下麦。
非常高兴，今天是2023年9月30号，癸卯年八月十六日，今天是我们聊天的日子。按照我们一向的规矩，如无特殊安排，不管是刮风下雨，不管人在哪里，我们星期六下午三点都是我们见面的日子。今天聊天的主题是：两个小组，一句话。我其实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的裉节儿，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这个聊天呢，其实我压力山大，因为转折嘛，这个早了晚了，恐怕都不好；另外，有许多的朋友在听。
我们这个平台影响力可能越来越大，除了境内的朋友，境外的朋友们也有许多朋友在听。其中内地的朋友里边有好多朋友非常关键、非常关键，他们可以将一些重要的信息、一些重要的见解，通过一些渠道反映到重要的地方、重要的部门，可能可以起到一些建设性的作用。我非常感激所有的朋友，因为这对我们来讲意义重大，
因为我们是一支重要的建设性的力量。这个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他说：“不要小看了民间的自媒体，不要小看了一些发自于民间思考者的意见。”这里边存在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这是一个强大的信息通道，可以将最重要的信息经过过滤和整理——直接通达，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不要小看了民间的智慧，往往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它就在民间；第三个部分，不要小看了民间的影响力，它使得广大的民众、广大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正确的方向。
在开聊之前，我还是要再说一遍：“祝大家中秋快乐！”。这是癸卯年的中秋，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秋节。同时这也是2023年的10月1号国庆节的前夕，祝大家国庆快乐！今天是9月30号，又是我们纪念先烈的日子。我刚才在微信的群里边，放了刀郎的《绣红旗》，表达我们对先烈的追悼、纪念，也表达对共和国的祝福。因为实际上无数的人在解放前、在解放后都在“绣红旗”，为这面五星红旗增添美丽的颜色。
好，开始今天的聊天：“两个小组，一句话”。为什么会建立两个小组呢？它源自马耳他会谈，按照马耳他当地时间2023年9月16日至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部长王毅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了新一轮的战略问题沟通。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沟通，或者是一次重要的会谈，评价字数不多、字数不多：坦诚、实质、建设性。坦诚，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实质，是不讨论虚头巴脑的问题；建设性，就是有结果。
十二个小时的会谈，这个会谈构成了拜登总统上任之后，中美关系的重要的转折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转折节点。有些事情虽然它不是那么大，或者是它涉及的人物不是那么的重要，但它确实是重要的转折节点。因为沙利文与当年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内阁所起的作用相同，甚至沙利文的地位比当年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的顾问班子里的地位更高。因为尼克松是有战略思维的人，而拜登总统在这方面较弱，所以真正主导白宫的那个人就是沙利文，这很重要。
9月17日结束会谈之后，9月24日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这个工作组包含了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我方的负责同志是何立峰，美方的负责人是耶伦。请注意，特征。特征往往是意义的所在，就是我方有一个经济工作组，是财政部主导，我方还有一个金融工作组是央行主导；而美国归拢在美国财政部，许多国内的朋友可能不明白为什么我国的……
为什么我国的金融工作组不是对照美联储，而是美国财政部。其实熟悉美国政治结构，熟悉美国经济运作的人应该知道，美联储的所谓的央行的实际的权力并不在美联储，而是在财政部。而我国的财政部应做的资管的内容相当部分并不在财政部，而在央行。举例：我们的外汇管理的部分并不在财政部，而在央行。我国的资产管理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在国资委或者是在央行，也不在财政部。所以这里边涉及到的问题刚好是两个大类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涉及到全球资管的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全球资管里边最核心的问题——税收的问题，当然是在财政部，对财政部；另外一个问题是涉及到汇率的问题，涉及到人民币的定价问题，这当然是在我国的央行，也是在美国的财政部，因美国财政部管理人民币汇率。好多人可能理解不了，为什么是我国的汇率是在美国财政部，或者是在美国财政部海外资金局的手上。其实我部分的讲到过，因为很久了，因为我大约是二十八年以前去出访过美国财政部，我知道它的结构。
这里边有两个知识点，我需要重复一下。一个知识点是关于资管。很多人不知道美国的，我一直在政治上定义美国是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殖民的方式主要是资管，是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资产定价的管理。我重复一遍，是通过对资本流转的控制（《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来管理全球资产与商品的定价。资产与商品的定价里边当然也包括劳动的定价，对劳动时间的定义和劳动的定价。说到这儿稍微复杂了一点，但还好我已经讲过《资本论》和凯恩斯《通论》，这两部通论里面主要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为什么要管理资产、商品和劳动的定价呢？是因为在不同的定价模式上，在扭曲的状况下，才能实现美元海外资本的资本利得，并且将海外资本的利得顺利地转入美国变成美国国家的收入和国民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前两天我去河北，遇到校友。我的校友很厉害、很聪明，他提出了对社会劳动时间的一个思考：如果社会劳动时间是有跨境剥削的问题的话，那么就是新殖民主义的特征了。
并且我这位校友提出了计算的方法和计算的想法，虽然还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数学的模型，但是可以建立数学模型，通过《资本论》第一卷里面马克思的陈述，我们来计算一下子跨国进行社会劳动时间的定价，从而形成的一种对剩余价值的剥夺和价值的转移。这是可以通过大模型精算而计算的，就是中国所有的劳动者的劳动剩余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过往的十年，从2012到2022年怎样被转移出去？转移的总量是多少？为什么它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消失？
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希望平台上所有的朋友都有志于来进行这个大模型的设计，或者是参与大模型的运算过程，从而来计算出全球的资本流转和资本流转中形成的新殖民主义殖民的方式。以至于我们如何来解释新殖民主义，以至于如何来解释在我国嵌套进来的符合新殖民主义剥削方式的某些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从而进行改革，让我们建立我国的主体性。这个知识点稍微讲的有点理论了。好，这是一个知识点。第二个知识点是关于人民币定价的。因为在涉及到资产定价、商品定价和劳动定价的过程中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价规矩，
就是本币的定价与本币定价与美元定价的关系，就是人民币汇率的管理。人民币汇率管理，一般情况大家会认为是我们自己在管理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在1995年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之后，人民币汇率的管理就不是单独进行。虽然2015年我们形式上取消了与美元挂钩，实际上我们采用的是与一篮子的货币挂钩，但整个的管理过程并非独家管理，或者是我们的管理受到了诸多的干扰、制约或者是间接的控制，总之这个管理是有对方参与的。
这回成立两个小组，他们也是这个目的。一般而言，美国人并不喜欢小组工作制，我们成立两个小组显然是接受了我方的意见。对方一般不采用这样的方式，这不是西方人喜欢的思维逻辑或者采用的工作方法，但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方法，并且采取了一种接触、洽谈、协商的过程。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单方面通过某种压力或者是甚至通过间接暴力来强迫我们来执行某种控制的方式已经失败了，也就是在贸易战、科技战之后，在金融战这个领域里边已经接近尾声。
也就是说他们原先所采取的各种的方式都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按照他们设计的方法，可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的任务。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规定的任务，那么发起于2015年的这一场对我国经济的整体的围剿，包含了政治和文化上面的围剿，在八年之后可能就要宣告失败了。因为在金融领域里边算是中美博弈的终极之战。我们经历了2023年最惨烈、最痛苦的过程，因为差不多在金融领域里边到了刺刀见红的程度。
知识点谈完了，我们说一下美方的需求。其实我觉得美国人一直处在惯性思维里边，我这里边稍微做一点点经济史的回顾。因为在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一直到1971年之前，旧的制度运行非常正常。也就是说美国财政部部长怀特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里边建立起来的新美元霸权运行一直顺畅，直到六十年代末由于越战的升级，由于欧洲与日本的战后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而出现问题。
法国总统戴高乐向美元发出第一次挑战。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用他们赚得的美元换取美联储的黄金。意思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重要的西方国家、美国的盟友开始建立本币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是以法郎为代表，跟随的包含了英镑、日元和德国马克，甚至包括几乎所有的西方货币都在建立本币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这场冲击到1971年美元跟黄金取消了挂钩而告结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沃尔克，一个天才的金融专家、金融大师，又是策划者又是实操手，建立起新的Oil-Dollar，一个石油美元的崭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在1971年开始筹划、准备，到八十年代中期完整成型，它的标志性事件是1983年港币与美元的挂钩和1985年美国和日本的广场协议。他完成了一个完整的……
这个体系二十年后，就1971年解体之后到1991年获得了圆满的成功。1991年日本经济崩溃、苏联解体，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极其圆满的成功。所以沃尔克法则或者是沃尔克的新的规矩，使美国完成了二次大战之后，第一次美元危机的续命。这件事情到了2008年之后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很有意思，2008年之后，美国政府再一次请回了沃尔克，奥巴马政府请回了沃尔克，又有了后来我讲的布雷纳德女士等等。形成了2008年之后，他们对美元未来发展崭新的思考。
如果说1971年美元在脱离黄金之后，美国人在寻找新的支撑，那么他们完美的找到了这个支撑。所以1971年中美开始接触，开始了小球带动大球的中美外交。到了1979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到了1995年中美联系汇率，我国成为美元的重要支撑。三个支撑角里边的最核心的支撑就是人民币汇率。因为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的关系，人民币成为美元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
随着中国经济非常的好，所以导致美元的强势从1995年一直延伸到2015年。请注意我一直在强调历史的时间节点，我为什么对2015年非常重视，2015年人民币取消了与美元的挂钩。在前一年2014年中国央地税合并，实际上在2012年十八大之后，我国开始寻求建立人民币的主体性。我们在2014年央地税合并、2015年取消与美元联系汇率，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采用了对中国全面围剿的政策，所以才有了战略要点移往亚太。
老实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感谢上苍，可能也要感谢一下他们的上帝。因为2015年是非常关键的，而2016年如希拉里当选，那么必然会延续2014、2015年的美国的经济政策，那么我都不敢想象今天我们是个什么样的景观呢？当然我们也有可能能战胜一切困难，但要比现在艰难的多。特朗普是一个非建制派的非主流的美国总统，而特朗普又是一个比较武断霸道的这样一个特定的人。他是一个掀桌子的人，他基本上推翻了奥巴马已经成型的亚太战略，甚至针对中国的一整套的策略。
虽然特朗普对中国并不友好，采用了强力打压的政策，边缘性的政策。但正是这种强力的打压和边缘性政策，对中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它是属于叫醒的过程，就是叫醒中国人的过程。如果是希拉里的话，真的不敢想象。特朗普的四年再加上三年疫情给了我国最宝贵的战略缓冲期！战略缓冲期！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缓冲期，拜登发起的这一轮的疯狂攻击，如果发生在2016年、2017年真不敢想象，真的不敢想象。所以迟了七年之后的这一轮攻击，我们扛下来了。
有很多朋友问我结束了吗？我说当然没有结束，仍然在进行之中，但是成立了两个小组。这个两个小组虽然什么都没说，但实际上指向的方向只有一句话。这句话对美国人而言其实非常简单：请允许、请允许、请中国允许资本外逃；对中国而言也是一句话：坚决阻止资本外逃。而它的决战的焦点就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看到的人民币汇率保卫战——它在3形成了上甘岭。
3这个上甘岭的保卫战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我们注意到双方的执着，双方的执着，我们也注意到了我方的这一方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在前期，我们一年多的时间在2022年，我们还是6.3。那么到了2023年，我们到了7.37，差一点突破了防线。整个的过程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被进行非常非常复杂的、麻烦的和大规模的、理论的、舆论的误导和灌输。太多太多了！我甚至这样说：我所认识的或者是我知道的主流的经济学家、政府的经济专家……
以及几乎所有的国外的金融机构和我国的所有的金融机构的首席们都在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我说的不是1%、99%，而是几乎是100%，所以我用了“全部”两个字。因为今天、直到今天，我并未发现一个我国的政府的经济学家、政府的经济专家、机构的经济学家、机构的经济专家在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定价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甚至大部分人都在鼓噪中国经济出问题，以至于人民币必须贬值，甚至有人在网上公开呼吁要贬到5、甚至10以外，甚嚣尘上！
尤其不能让我容忍的是——类似于像辜论，辜朝明这样的、原供职于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一个很特别的——一半台湾血统，一半日本血统的非中国的经济学家，用一整套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理论来到我国，被捧上神坛，影响和干预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走向。所有的表演大家都应该认真的记录，记录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和所有的话，看看他们要什么，要做什么。
我的好多朋友不让我谈辜论，当然了有各种原因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这是与中国几乎全部的主流经济学家、经济专家和首席们为敌。因为几乎全部，不是1%，甚至不是99%，是超过99%，近乎100%是接受辜论的。辜论的核心点在于为大规模走资进行经济学掩盖。资产负债表衰退衰退在哪里？衰退于资产价格，而负债不变，资产价格下滑所以构成衰退。资产价格为什么会下滑？
我对赶在中秋节宣布某人被控制感到非常的愉悦，这无疑是有关送给人民群众的中秋礼物，这是一个月饼。为什么？因为他们拉爆我国资产负债表的那只黑手就在房地产的境外债上。我说过房地产的境外债、房地产商境外负债存在严重的问题，高达近10%，甚至超越10%的境外负债。要知道，美元或其他西方货币的利息低到零或者是负利率，贷款利率亦极低啊。
而我国特定的机构，主要是地产商还有部分的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大规模的海外负债——高息负债，之所以能借到钱，之所以在特定的时间点借到钱，而且如此的高息，里边包含了极为诡异的内容。并且2023年3月布雷纳德女士重返白宫之后，我们注意到出现了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这个剧烈波动导致人民币汇率从2022年的3到现在的7.37，20%接近。请设想10%的利息加上20%的汇率。
10%的利息加上20%的汇率，所有的地产商境外的负债就是30%的成本，能不爆吗？而在处理境外负债的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恰恰是反向的，当境外负债一个一个的拉爆，就是我们听到的就是恒大境外债付不了、碧桂园付不了，它也付不了、它也付不了，一个一个被拉爆的时候，境内负债同时被引爆。境外负债是一根雷管，而炸药包埋在境内，全部负债拉爆之后，整个房地产的泡沫被拉爆，从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因为房地产是支柱。
与之同时进行的，除了那个辜朝明之外，还有我国所有著名的，不管他是北大的、清华的、社科院的，也不管他是哪里哪里哪里……他们都同时出来了，给我国政府提出了药方。他们要求将赤字货币化，走一条当年拉爆日本的老路，一时之间硝烟弥漫、甚嚣尘上、危机四伏。在舆论的扰动下，因为所有，几乎百分之百的经济学家、经济专家和首席们，所有人在造势，所以出现了大规模资本外逃或者是向外走的心思。
朋友们应该记得我上个星期接受连线的时候，经济专家们的看法，他们认为按照我国大妈现在六百多块钱买黄金的价格，倒推回去境外黄金的价格，那么中国人民币的汇率贬值空间是5，对吧？你知道所有的事情后边都有一只手。我前两天跟朋友说，我如果懂得绘画的话，我会画一幅漫画。漫画就是一只手套,手套上面有一只大伞,大伞的手柄上有一只黑手，黑手后边有一只长长的跨越大洋的胳膊，胳膊后边站着一个非常牛的人。
我们今天看到的、被控制的是只手套，但是故事不止于手套，我们还没有看到伞，没有看到手，没有看到胳膊，也没有看到人。但当手套被摁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还是感到了心里边的一种安慰。因为尽管我们还没有办法挥刀斩断那只黑手，我们还没有能力拽住、拉住绑住那只胳膊，但我们已经看到，至少最高和老百姓觉醒了，老百姓和最高同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只要知道了、认识到了，解决起来就没有问题了。
昨天晚上有朋友跟我聊天，他在问（也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经济学家），他说“你觉得中国会重复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老路吗？”我说：“不会重复”。他问我，“那为什么就不会重复呢？”他说：“我们觉得很像，你的泡沫爆破了以后，可能是失去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为什么不呢？”我说：“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中日比较，日本是财阀体制，它并不存在强大的国家资本。日本解决问题开始采用国家资本就是央行来背所有的债务，但它不是国家资本，因为……
因为在日本并不存在强大的国有企业，它并不能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撑——坚强的支撑、跨周期的支撑、不顾一切代价的支撑。所有人并不理解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那就是我们拥有强大的国家资本，我们并不是通过央行在某一特定时间来释出国家资本，而是他们就在那个地方，他们是国民经济的四梁和八柱。我说了，他们并不是基础，但他们是骨架、是主导，这非常重要。
其次，我国与日本不一样，我不认为日本的央行是日本政府在管理，当1985年广场协议出现的时候，日本的央行已经完成了天降组的政变，日本的央行从天降组控制央行向大藏省收回发钞权之后，它已经不是日本政府管理的央行，甚至它跟日本政府、跟日本的立法机构并无必然联系，它只是叫央行而已。甚至日本的央行的行长从黑田东彦到植田和男，他们可能都不一定是完整的日本人，所以我并不这样的理解。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非常珍视我国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党政一体的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因为它是我国金融稳定的基石，因为我国的央行必须听党的话，听人民的话，听党指挥，听人民的话。日本央行做不到，我甚至怀疑日本的大藏省是否能是100%的日本的大藏省。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国家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用了整整八年的时间予以改造，那个就是俄罗斯，那个就是乌琳娜，他们终于把俄罗斯央行变成了俄国的中央银行。
我国与日本的第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我们有强大的国家资本，我们的国有企业非常厉害，在关键时候，它起到了中流砥柱跨周期的作用。第二，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党政一体的中央集权，他能管理一切部门和一切人，虽然有些部门和有些人并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听话。第三个就是我国现在在自媒体时代，发展出了强大的左翼的民意。这个左翼的民意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左翼的民间的思考者的思考极为重要，通过信息平台将重要的信息迅速地让全体国民知道，它构成了左翼的思考和信息的渠道，构成了左翼的坚强的民意，这个民意深刻地……
所以我跟朋友们说，我说虽然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甚至近乎恶性的舆论误导，教育学术传媒问题一大堆；甚至我们有僭越主权的金融系统和金融体系，有的时候不大好管也不大听话；甚至近乎百分之百的经济学家、经济专家和首席们都站在对立面上面。虽然我们确实是很多问题，甚至我们还有相当劣质的组织人事，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和他们的区别，我重复我们有强大的国家资本，我们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我们有强大的左翼舆论。
它构成了我国再也不是其他的美国或美元附庸的国家。不同，我们既不同于日本，也不同于前苏联，我们当然更不同于台湾，更不同于乌克兰。我们拥有我们的主体性，而且我们的主体性在不断地强化和成长过程中，这个强化和成长的过程中，构成了中美历史性博弈重要转折的根本性原因。这个转折的过程虽然惊心动魄，但大体上我们也是有信心的，曾经有些忧虑，但整体上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那么你说的转折有证据吗？好吧，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对手美国遇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国债，9月19号到33万亿，到年底一定突破34万亿，而且美国的国债、远期的国债价格出现了历史性的暴挫，16年最低，而且并未结束，做空体量巨大。美国国债问题如得不到中国的支持，靠美国自身根本无法解决，即便是有日本、英国等国家愿意提供某种帮助亦无法解决。
第二个美国汽车工人罢工。我根本不在乎美国汽车工人罢工这件事，因为我在乎的是这个现象背后的那个问题。美国汽车工人罢工意味着美国的汽车工人提供的诉求就是直指通货膨胀的诉求，也就是说，美国工人即便是工资上涨了30%或者40%，仍然只是抚平现有的通货膨胀，而不是解决。如果就算是比较理想的程度上升30%的工资、四天工作制。那么美国的通胀将刚性化或者是固化，这个通胀回不去了，回不去了，美国国债回不去了，美国的通胀回不去了。
第三个问题，俄乌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它当然不是以乌克兰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它将是以乌克兰整个的国家破碎与解体而告结束，它构成了对欧洲对整个西方世界整体的非常严重的冲击。这个冲击不仅仅是欧洲整体在经济上被掠夺，欧洲资本大规模流出以及欧洲进入加速去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它也意味着欧洲人或者整个西方人对美国和美元的失望。这一点非常重要，每一次巨变都是战争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