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聊几句台湾的选举和对市场的看法》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6日，癸卯年冬月二十五日，小寒。今天是聊天儿，原本有好多事情要聊，比如说台湾选举，比如说最近的地缘政治的一些形势，也比如说市场的一些问题。但我想了想，我们还是暂时抛开眼前，聊一下：人民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当然我们也要先聊一下杂事，随后切入这个主题。因为今天是新年的第一次聊天，起点稍微高一点。好，试麦，一会儿见。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1月6日，癸卯年冬月二十五日、小寒。原本的是新的一年的头一天——不是新的一年头一天，是今年开年的第一次聊天，应该聊一些总结或者是展望的事情。我也想这样聊，但是因为是新年的第一次聊天，我想还是站在一个高度上，我们讨论一下子人民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看似没有必然联系，但确实是跟开年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
今天留出一点时间，稍微聊几句台湾的选举和这个对市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因为大家都在等。但我想，主要的时间还是要聊一点点人民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问题，因为我在整理《新社会主义通论》，《新社会主义通论》里边要解决的就是人民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今年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好，开始今天的聊天，有的时候聊天比正式课更重一些，压力更大一些。有很多朋友并非是因课而来，而是因聊天而来，因为聊天里面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可能对好多朋友、特别是从事研究的朋友，可能有一些启发的意义。我为什么想在新年伊始谈人民性与社会性呢？这实际上与整个的时间有巨大的关联性，因为大家都知道2024年是九运的开启、九运离火的开启过程。
这个九运从2024年到2043年，又是对我们的国家极为关键的二十年，如九运走好了，那么中国将有可持续的三百年繁荣。这件事情真的好大，所以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便压倒了一切。九运离火里边预示着重大的变革，重大的变革，我们就不从封建迷信的角度来讨论重大的哲学问题了，只是因为时间空间的关系，有些事……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有些事拖不得，其中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拖不得。为什么拖不得呢？因为正式课，我们讲的是《韩昌黎文集》，《韩昌黎文集》里边，涉及到韩昌黎的文章，反复的涉及到一个主题，就是藩镇割据。这里边儿逼得我去重新回到大唐，研究大唐的历史，大唐衰落的点就是大唐建立百年之际。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5周年，距百年有25年，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恰是九运这20年。
回首汉唐，我们看到了他们出问题的节点在哪里。特别是大唐出问题的节点恰是在百年前后，关陇规则被破坏之后，没有能够接续完成关拢规则向更高的治理的逻辑的升级，就是关陇规则的0版本没能够出现。于是开始反身内卷、历史性倒退，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在75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共和国建立之后出现的内卷和反向行走的问题，能否升级？也到了关键时刻了。
最近这段时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医生建议放松一下子，因为长时间保持一个高强度的工作，每天大概十几个小时，极端的时候十五六个小时。医生认为强度太高了，大脑和身体都处在一个太紧张的过程，“这个年龄如此高强度，可能不行”，所以建议出去走走、散散心，换换脑子。所以我在圣诞、元旦期间，就出了趟国，到欧洲去走了走。走的目的，倒也不是旅行，因为还是想能实地考察一下。
其中侧重点还是社会性问题，其中类似于威尼斯共和国以及大英帝国的中段，就是在光荣革命之后的整个的大英帝国的建制过程，还是给予我很多的启发。我原本是将行走的过程的一些思考，写成这种思想的游历的一些文字和一些图片，后来……我最近招风惹雨，好多朋友说：你就不能发照片，也不要随便乱发文字，出去走走，平安去、平安回就可以了——后来我不想让大家担心，所以就听话。
好，今天我们的聊天的第一个部分是说一下子：提出人民性与社会性关系的缘起。是怎么想到这个问题的？并且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其实我在讲《资本论》的时候，因为已经是五读了，所以对《资本论》的研究使我高度关注马克思晚年的忧虑。马克思到了最后10年，开始脱离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本身，开始更加关注人类学和一些其他领域的一些学问，这令我感到非常的吃惊。
因为我也到了一个年龄，所以我开始慢慢能体会马克思晚年的心境，这里边有两个人的晚年引起我的关注，一个是马克思晚年的忧虑，一个是毛泽东晚年最后的奋斗——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最后十年。马克思晚年为什么会忧虑？其实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因为他是真正的革命导师，他不是普通人，他想的问题跨越的时间、空间，就非常的巨大。他在思考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的国家与资本的关系。
在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遭遇失败，在马克思的晚年实际上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这个时候马克思开始有了更多的思考。这个思考使得马克思走向了一种今天的人看来有些偏执，他就开始对自己、对当时的一些思潮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否定——反思和否定。也就是意味着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后的国家，我们后来看到了现实的案例——一个是苏联、一个是中国。
理论上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资产阶级基本上被从肉体上消灭了。那么无产阶级一旦消灭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作为一种阶级的统治，那么它的性质会不会发生变化？其实马克思一早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马克思作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他有历史的洞见。而毛泽东，他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他还是一伟大的实践家，他在一百年之后——就是马克思思考一百年之后，他已经发现了现实的问题。
这里边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毛泽东在晚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论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没了，革谁的命？于是它引发了我深沉的思考，这个思考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可能超过二十年了。最后我将它概述为对人民性与社会性的思考。人民性，用这样一个词来概述一个特定时期，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党的一种特质。
这个特质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尤为明确，因为毛泽东说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它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党基本的伦理基础。它也再次延伸出学理和法理，源于此伦理延伸出学理、法理和治理逻辑。此次在欧洲与朋友们聊天讨论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整个的欧洲对我国的误解极深了。
老实说，别人完全无法理解我国发生的事情，无论是经济上的事情，还是政治上的事情。欧洲，我想可能包括整个西方世界并不能理解，我在向他们做出解释的时候，他们依旧是不能理解。好多朋友可能无法理解人民性的本质，人民性的本质依旧是阶级属性，因为你谈了人民性，它就有它的对立面，总体上它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描述。那么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对立面——资产阶级……
强调人民性就不可避免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话语系统中就会出现明确的阶级的矛盾和阶级的对立，它虽然是一个事实，但它往往也形成了完整的意识形态，它往往也形成了非常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讨论西方是如何来处理人民性问题的，因为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同一个问题。
事实上，在研究大唐的历史里边，大唐关陇规则是古典社会主义原则，是强调人民性的。要知道，其实中国古典社会主义原则从上古时期——从夏、商、周就开始了。皇上、君王是谁的代表？是人民的代表。不要理解错，他不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他是人民的代表。皇上代表人民与内在的与人民对立的阶级进行斗争。皇上代表人民与外在的敌人进行斗争——如大唐，皇上代表人民与山东士族进行博弈。
皇上代表人民与突厥外侵进行斗争，历史变了吗？好像变了，但本质并没有变化。今天我们依旧面临内部的士族，就是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外部金融游牧民族的侵袭和内部新生的利益集团进行的斗争。好多朋友很怕我讨论人民性和社会性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可我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时间，这个问题不提出就可能误了农时啊！
人民性，它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人民在一个新型的国家里边是否能一直持有专政的权利——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呢？马克思忧虑了，他认为不能。毛泽东忧虑了，所以他展开了最后十年的卓绝的奋斗。毛泽东的奋斗是由人民性向社会性的奋斗。他是在人民性基础上向上提升的伟大的、卓绝的历史性实践。虽然这个实践并没有完全的成功，但他的整个实践过程非常有价值。
我想说什么？人民性所指向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必然是圣人专政。圣人专政，因为只有圣人才能代表人民实行专政，然而专政常有、圣人不常有，所以中国古代历史上古典社会主义过百年者没有。古今中外同样的问题。圣人专政的代表：在当代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李光耀。实际上我们看到苏联已经彻底地失败了，我国处在转折关头。
能不能在第九运——2024年到2043年，我们完成历史性的超越，从人民性延伸到社会性，由圣人专政走向君子共和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沉重的命题。但是作为一个思考者，不能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中国的思考者，不能不去着眼于百年之后的中国。因为没有百年之思，就无法赢得三百年的无内战，八百年不被外侵的持久的和平与发展。
在已发表的马克思的晚年的书信和一些内容上面，我们看到了一些让大家感到惊讶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些资料没有能够完全地呈现出来，所以还不能把马克思晚年的忧虑以及他的思考有一个完整的结构。因为历史的发展需要，所以当马克思理论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它已经将它教条化、固化了，而他在主义之外的那些思考没有得到完整地呈现。比如说马克思考虑到阶级斗争的时候，他是否也考虑到民族问题呢？民族压迫问题呢？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内部的阶级问题和外部的国家竞争问题或者是国家斗争的问题或者是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问题，马克思似有提到，但那个提法毕竟是一种设想，而非实际斗争的经验总结。巴黎公社依旧是一种内部的阶级斗争，而非复杂的阶级斗争夹杂在民族斗争的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边完成一个人民性的进步，由人民性向社会性的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是极度困难的。
毛泽东，天才的毛主席对此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极为精当的实践。他的看法是在六十年代开始形成。因为毛泽东对资产、资产阶级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所以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就是他认为我们没有办法消灭资产或者是资本，那么资产的管理者就会异化，不是胎生，不是卵生，而是化生出新生的资产阶级。他提出了管理层的异化问题，再一次提出执政党的人民性问题，同时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这个条件下，如何处理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的问题，并且为此而发动了一场斗争。
今天，我们应该给人民性和社会性一个基本的定义。人民性实际上是追求广大的劳动者的基本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一种目的、目标性属性。它也是我们执政党道德本体论的基本标准，失去了这个标准，我们的道德本体论就崩塌了，所以我们的党性就是人民性。什么是社会性？社会性是个性和人性发展到一种集体性意识，
它是不同阶层人或团体对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所达成的共识。社会性需要的是同理，需要的是共情，需要的是包容合作、均衡与共融。达至社会性对我们国家而言极为重要，因为当你不能升级到社会性的程度，你无法建立先进的一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形成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形成对全世界的引领，没有。
我国必须形成某种情况的先进性，才能具有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说服。好，缘起说这么多。基本的概念，其实今天不能给出精准的概念以及精准的二者之关系，我并不是说社会性高于人民性，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人民性到必要的时期要逐渐演化到社会性，它的底蕴仍然是人民性，它由局部进行广义、进行广域。
那么既然是一个升级的结构，那么就必须提出关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一个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就涉及到政治权利的社会性，有没有社会性。经济权利的社会性财富分布，劳动所得、资本利得和权力截得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财富的社会性；再就是利益归属的社会性。因为它是社会运行的一个基本的架构，一个非常复杂的架构。我国呢，依旧是一个有深厚儒家传统的国家。
我并不讳言，我们1949年建立起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是一个圣人专政的结构。因为我们拥有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具有圣人品格或者是圣人思想，比如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样的一种圣人之思的治理结构。我今天开篇说了，专政常有而圣人不常有，那么结构性的进化已经慢慢的迫在眉睫了。
西方人不理解我们，认为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美欧等现代的政治制度？我跟他们讲：你们的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是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你们的资产阶级是不换的，他是以股东的形式存在；至于你们所强调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角色只是个经理的角色，甚至不是董事长，只是一个经理人的角色，所以你们的那个民主的制度对中国人而言没有意义。虽然它是一个启发、一个示范，但它本质上并非马克思本意的……
事实上，我们今天考察美国、欧洲和整个西方社会，他们的民主制度确实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这个制度不仅仅是强制安排在整个西方世界，它也被用一种方法强制安排到全世界，形成一种全世界的标准治理格式。然而它却不是现代的、不是先进的，不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最佳选择。老实说，它的社会性不够，不谈它的人民性问题，它至少社会性不够，达不到社会性的高度。
我国幸运，我国从建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们的主要的领导同志、我们的执政党确实具有圣人的品质，以民心为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有圣人的这种本色在。所以在圣人专政下来体现人民性，某种程度也表达了社会性，而且社会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问题的真实存在，特别是近二十年的问题的存在。
由于外部的新殖民主义的存在，新殖民主义就是美国为主体的资本殖民的现实的存在，以及我国内部的资产变动、资本流转所形成的人的结构的变动或者是社会阶层的变动或者是社会结构的变动，在近二十年逐步形成了某种共振，这种共振用资本流转来观察一目了然。我将在下周做一个比较系统的一次谈话来对此事做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大概长达……
什么意思呢？上一次聊天儿，我说过“百人千亿，千人百亿，万人十亿，十万人过亿”大概几个粗略的数字。什么意思？两句话，第一句资本在迅速地集中，财富也在迅速地集中；第二句话，财富出现了大规模转移，资本积累率逐年下降。其中一段时间几乎是狂降，趋近于零，以至于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甚至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你知道，我们原本的应该社会性不断提高的过程，反而社会性下降了。
有鉴于目前的现实，我们提出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建议是没有问题的，但仅仅解决经济政策上的建议够吗？我在讲《韩昌黎文集》的时候，一直在思考韩昌黎的削藩与均田的理念、关拢规则的理念。事实上，韩昌黎配合裴度在宪宗的时期大体上完成了削藩，但挽救了大唐吗？没有。宪宗死后，儿子继位，不出三年，藩镇又全部恢复割据了。
其实问题非常的冷酷、问题非常的严峻。当你解决的是一个现象的时候，没有把原因根除的时候，你解决的现象连十年的时间都无法持续，它就又退回去了。我们在思考目前出现的财富迅速归集及转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看到现象，我们要把财富的归集打散，我们要削藩均田，不仅仅是这个问题，我们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构成这种现象的后边的那个伦理、学理、法理和治理的基本逻辑。这就是我们今天开篇要讲的目的。
圣人可遇不可求。好在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圣人专政的良制时期，我们要抓紧时间在这个良制时期由人民性完成向社会性的历史性过渡，我们必须建立起足以让中国引领世界的具有现代性和先进性的完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如此，我们将浪费了九运这二十年，可能我们将在共和国建立百年的时候，再一次面临大唐百年李隆基时期的盛世危机。
好吧，那么我整个在欧洲的思考集中在社会性，建立社会性的基础是什么？在参访威尼斯共和国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威尼斯共和国是一种贵族共和的形式，就是我们社会性发展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整体上转变为中产阶级，也就是财富的积累必须达到一个水平。
我将它量化为人均三万美元，意思是：中国必须有十亿人成为中产阶级，我国的人均收入是三万美元，而我国的中产阶级将拥有完整的生活资料，他们拥有他们完整的不动产和动产，并且在生活上面达到当今发达国家的一般性水平。事实上，我们必须在2043年之前完成这样的使命。物质准备是根本性的，没有物质基础只能是教员晚年的努力，那种努力如果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恐怕并不牢固。
小平同志有句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此话近乎真理。因为当十亿人步入中产阶级之后，我们才有了社会性的物质基础。其次是十亿人，就是到了2043年，中国将有六亿人受过高等教育，十四亿人里边的大部分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这个时候中产阶级的主体性意识就会觉醒，主体性意识强大到足以构建社会性的能力，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当这两项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社会性水到渠成，这是我基本的看法。
当然这只是个内在的条件，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还有外部的条件，外部的条件也极为重要。我们必须建立可以统领世界的文化与制度。当我们进行社会性描述的时候，我们将脱离一般性人民性描述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是专制或者是这样的术语。当进行社会性描述的时候，我们将具有超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与制度的一个新的状态、一个新的标杆、一个高度。这个时候我们才拥有领导或者是引领这个世界的权利。
最后一条，除了文化和制度的现代性、先进性之外，我们还必须拥有足以维持世界秩序的物质能力，这里边核心当然是军事能力。因为当你不再被新殖民主义胁迫，也就是说，当我们具有这种能力的前提是，我们务必在未来的十年不超过二十年，在第九运历史性的终结压迫了全世界五百年的新殖民主义，必须结束它，然后开启新的时代。我想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才是应对百年变局应有的思考。
关于人民性和社会性的讨论，今天是开个头，因为我尚未形成文字，因为一个完整的内涵和外延的完整的定义和关系的论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但我等不及，因为今天是开年的第一次聊天，因为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不管是身体状况还是其他情况，我都想把一些东西先把它留下，留出来、留下来，不至于丢掉，不至于失去。所以我就，虽不成熟，先跟大家聊一次、聊一次，你们和我一起思考。
在欧洲与朋友们沟通的时候，我能体会到，虽然整个西方世界充满了恶意和敌视，但是他们也仍然在关注中国的思考者是如何看世界的，他们更加关注中国人未来的路会怎样走。他们的关注是对的。其实我们不需要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的、言论的、舆论的辩解。虽然这个辩解也是重要的，我们更需要进行扎实的建设，扎实的建设胜于千言万语。
好，留点时间谈点儿轻松的话题，其实可能也不轻松。我简单说两句，台湾选举，因为这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因为观察台湾的选举，对于理解东方文化，因为他们是儒家文化圈嘛，对理解未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走向，具有某种的借鉴性意义。台湾的选举表面上是民进党、国民党，还有就是民众党三党的竞争，其本质，其本质，实际上是民进党主选，民众党为民进党助攻。
本色深绿的柯文哲，以一种第三者的姿态介入台湾选举。那种日式的谋略，日式的小聪明，日式的奸诈，再一次震撼了我，再一次震撼了我。他以所谓白色的方式，其实是白皮绿骨的方式，以一种非常巧妙的姿态，为民进党助选。这里边我们既看到了那种日本式的小聪明、奸诈，也看到了美国人对台湾选举的操纵。
今天，我们并不能预言十天后的结果，但我们看到了一些事情。在整个的东亚地区，无论是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甚至包含此时此刻的新加坡，儒家文化的圈，全部没有走出财阀经济体制，他们的政治制度是财阀体制上面的某种现代性，一种伪现代性的表达。台湾尤为明显，尤为明显。他具有社会性吗？不要说不具备人民性，他根本就没人民性，任何一个政党都无人民性可言。
它具有真实的社会性吗？没有。所不同的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上来了，人民的教育水平上来了，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在不断的提升，它构成某种基础对制度的反向推进，这是我们的观察。相信台湾的大部分的老百姓虽然也可能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会被蒙蔽或者整体上被蒙蔽，但整个的觉悟的过程还是能够体会得到、能够看得到的。虽说采用了类似于像柯文哲这样的巧妙助选、助攻。
我仍然会莞尔一笑，因为毕竟还是需要用如此的计谋，非常奸巧的计谋来完成这个选举。因为老百姓，如你不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计谋，老百姓你都盖不住，有意思。我也希望大家有空多看看。因为无论是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对中国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实验室，你看到的东西对未来我们建设社会性是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台湾的未来的发展呢，又关乎我国的未来。
好，说几句市场。美国终于毫不意外地跨越了美国国债的34万亿，一个重要的尺度。美国国债突破了34万亿，并且美联储决定维持高息一段时间，一段的意思可能会超过三个月，甚至十六个月，那么美国离债务危机又近了一步。在讨论2024年的美国经济的时候，我与香港的朋友们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激烈的冲突，看法不太一样。
冲突在哪里？我是学财政的，我自己可能也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因为我个人认为作为联邦负债34万亿与联邦税收，不包括地方州一级的税收，因为联邦债务只能通过联邦税收予以背书和还债或者是以此为背书继续发债。那么以我对联邦税收的理解，美国如不爆发革命，无法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的债务问题就是美元信用的问题，它正在滴滴答答的进行倒计时。
至于时间，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者，我们必须看到像美国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他运动起来很难，让他停下来也很难。我过去形容过，有些国家很微小、经济体微小，像个气球，吹一口气就走了；有些国家像一个木球，吹是吹不动的，但是你使劲踢一脚，他也会动；而有些国家像一个大铁球，你去踢一脚，你腿会断掉。他走起来不容易，停下来不容易，如果他往下倒退的时候，危险性也很大，但是我们必须学会理解进程。
我国、我们都要开始准备迎接美国这个大铁球向上运行周期的结束、停顿和往回跑。就是他上坡上不去了，他停下来，然后向下滚动，这个历史进程拐点就在2024年。因为，如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在2024年美国国债的水平不是再简简单单地增加两万亿，不是，就是到36万亿，不是。因为两万亿，以我今天的计算，完全无法解决美国2024年所面临的复杂的局面。
所以我在跟香港的朋友说，美国2024年的自然年度，不是会计年度，2024年的自然年度两万亿新增的国债绝对不够用，三万亿起步，四万亿未必能封顶。如发生突发性事件，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是不可预料的事情，都有可能超过这个数字。我就想问，如果真的达到三万亿就是37万亿，四万亿就是38万亿，你如何来理解美元的信用问题呢？
是的，美国的养老保险等等等等都挂在了美国的流动资产的价格上面，就是它全在这个美国股市里边，如果美国股市的崩盘并不意味着一般性资产价格的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而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自己揣测揣测，是估计、是揣测，没有证据，美国的治理者只能让美国的资产价格维持一个高水平，无论是不动产还是动产，必须维持个高水平。
事实上，美国和西方——美国和欧洲、日本整个西方世界资产价格都非常滑稽地维持在一个极高水平，无论是房地产还是股市都维持在一个极高的水平。那么要想维持一个高的水平，又必须符合经济规律，只有一条路——让尺子变短，资产变长，尺子变短。尺子变短就是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信用必须出现缩水，甚至大幅度缩水。这个表达在2024年下半年将会有一次突破性表达。好多朋友说会不会在上半年呢？
我没有水晶球，我也并不真实的了解那么多的情况。至于表面上的数字，美国经济发展非常好的一些数字，其实我是不看的、我是不看的，不是它没有意义，是因为它是一个后置的东西，我们要看没发生的东西，而不是统计局做出来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自己认为我们在应对外部的这种变动的时候，要有我们自己的定力。至于对我国资产价格和我国人民币信用的理解，我今天就不方便展开说了，但在一月份我们会抽一次时间做一次稍微详细的一个解说。
好了，说下结论吧。如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重要货币出现价格重置的，出现一种价值重置、价格调整，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坚持“短股长金”的策略，再坚持一段时间。目前虽然有资本回流的一部分的迹象，当然了，到了转折关头的时候，我们再做转身不迟，还是维持原来的状态耐心等待，等待最佳的转身的时机。
第九运——离火，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为新的时代做准备，奠定基础。我也希望每个人对上个第八运做一个总结吧。我一直在强调，其实2024年好多朋友该考虑换跑道，新的时代开始了，春节还早，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花点时间仔细总结做出新的规划。我们可以聊天的时候详细的聊。好，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健康、愉快、进步。明天下午三点钟再见。
